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朱熹来到潭州。此前，湖北瑶民蒲来矢率众起事，一路攻城掠地，到达湖南。后在湖北湖南两路大军的夹击下，败退深山。双方处于相持阶段。

考虑到这些起事的瑶民多是不满官府的盘剥，朱熹主张攻心为上，招抚他们。但湖北安抚使王蔺却主张斩尽杀绝，只因山势复杂，一时也奈何不得。

朱熹打听到军校田昇熟悉瑶民，并有勇有谋，遂派他前去招降。蒲来矢见大势已去，遂带领瑶民及妻子儿女下山投降。

王蔺依然想斩杀蒲来矢，以儆效尤，朱熹只得奏请朝廷“毋失大信”，获得批准。朱熹在岳麓山建了一座“谕苗台”，以劝谕百姓。

从这件事中，朱熹看到了地方守备的空虚，于是开始整顿兵备，肃清吏治。

他弹劾罢免了庸惰的军官，发布了《约束榜》，严禁官兵赌博，欺压百姓，尤其强调了对弓弩手的强化训练。

当年辛弃疾在潭州任上，为了镇压叛乱，专门成立了一支飞虎军，其战斗力远在其他军队之上。但辛弃疾离去之后，飞虎军划归湖北管束，朱熹于是上奏朝廷：“相去一千二百余里，其将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纪律之疏密，器械之利钝，岂能尽知？”朱熹希望飞虎军的管理权能够还给湖南，结果，湖南获得了部分飞虎军的节制权。

对于庸官庸吏，朱熹制定了一种特殊的考核办法：令各县官员轮流到州，当面交一件公事叫他去办，以考察其能力。

为了防止税吏贪污，他要求把每天的收税情况张贴在大门上；对于湖南地区赌博成风的恶习，他下令毁掉赌博场所；对于对于行凶作恶的地痞流氓，他抓了数十人投入大牢……

对于弱势群体，他倾注了深切的同情，允许“贫穷老病幼小寡妇”递空白纸告状；而对于那些凶横霸道之人，他展现了霹雳手段——甚至不顾新君上任大赦天下的政策，从大牢里提出十八名凶徒全部正法。

看到岳麓书院衰败不堪，他亲自参与规划，扩大规模，给予书院更大的财权及选拔人才的权力。还把《四书集注》作为主要教材，抽空亲自到书院讲课教学。

岳麓书院又成了四方学子的求学圣地，以至“学者云集至千余人”。

宋孝宗退位后，继任的宋光宗与其关系一直不好。孝宗生病也难得去看一回，甚至驾崩了也不去主持丧礼，最终被大臣们联合太皇太后将其罢黜。因为“不孝”而被罢免皇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此时的朱熹，早已闻名遐迩。礼部尚书黄裳在举荐朱熹的时候说：“若欲进德修业，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人乃可。”

成为帝王之师，是儒家学者们历来所向往的。

朱熹可能还没感觉到，他即将走去的地方，是旋涡的中心。

拜命后的第一件事，就上了《孝宗山陵议状》，此前关于孝宗陵墓安放在何处多次讨论未果，各派互不相让，朱熹希望朝廷能聘请“通晓地理之人，参互考校”，但朝廷只希望早点结束此事，故对朱熹的建议不予采用。

随即，朱熹又加入了赵氏宗庙谁居第一的论战。绝大多数大臣都赞成将开国皇帝赵匡胤放在第一室，也就是奉为始祖。朱熹却赞成王安石的观点，应把赵匡胤的高祖尊为始祖。而当时的王安石，在许多大臣的心里，已经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奸臣。朱熹的主张自然又落空了。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虔诚地祭祀元代祖先，自然就会培养出百姓忠厚纯正的品质。

陵墓摆放在哪里，把谁作为始祖祭拜，在今天的人看来，可能并没有多大影响，可是朱熹却从儒家思想出发，不惜耗费大量心力参与其中。

其时，宋宁宗喜欢搞“内批”，即使贵为宰相，看不顺眼了，就一纸批文将其逐去。这就给韩侂胄等近习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朱熹第一次给宋宁宗讲课的时候，讲的是《大学》，他希望宁宗能以“修身为本”，并“长存于心，不使忘失”，甚至“每出一言，则必反而思：此于修身得无有所害乎？”

其实，朱熹是暗自批评宋宁宗独断专行，希望借经典让皇帝懂得限制自己权力的使用——尤其是不走规定程序的“内批”恶习。

此后还对朱熹关于《大学》的讲义册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评价其内容说：“看来紧要处，只在求放心耳。” 让朱熹颇为感动，认为这个新君值得辅佐。

可是，这种温情脉脉的面纱在朱熹面奏四事之后就被撕开了。

第二件事，批评宁宗对禅位的太上皇神情冷漠，不理不睬，希望他下诏自责。

尤其是第三件事，可以说直捣宁宗之“禁脔”，也是对其执政措施的根本否定：

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

此外，奏文中“皆谓左右或窃其柄”，就差直接点韩侂胄的大名了！

本着尽力扶持新君的精神，朱熹确实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却让宁宗非常抵触，韩侂胄更是又惧又恨，准备对朱熹下手了。

所以朱熹仍然对宁宗抱有期望，看到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作用，他借临安城突然黑烟笼罩、寒气逼人的异象，他又上了一道《论灾异札子》，暗示这是小人弄权导致的；在给宁宗讲课时，结合《大学》内容，直接批评他“但崇空言，以应故事而已”；在讲筵留身时，更是重提前面的四件事，且言辞峻厉。

或上奏乞请挽留朱熹，或封还录黄（皇帝的御批），或尖锐批评宁宗皇帝专断虚伪……

不过，此时的朱熹，可能终于看轻了宁宗的真面目，除了祠职以外，一概辞谢了。面对弟子的询问他回答说：“今番死亦不出。才出，便只是死！”

他还做了一首《水调歌头》，借以抒怀：“……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是啊，范蠡功成身退，乐得逍遥自在。天地间，除了那美丽的自然风光外，其它留下的又有多少呢？算了吧，休管人间事，还是到我那沧州精舍去著书立说、神交古人吧。

朝廷里，韩侂胄一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为由，弹劾罢免了宰相赵汝愚。道学人士纷纷上疏救赵汝愚，又被当成结党营私而遭罢黜。朝廷已容不得异言，甚至连六名伏阙上书的太学生也被送五百里外编管……

右正言刘德秀上疏污蔑道学为伪学，并列举了四十余名邪伪的道学党人，韩侂胄党羽纷纷跟进；

在科举考试中禁绝“伪学”，凡涉及相关语言，全部黜落不取；

刘德秀等仍然意犹未尽，攻讦朱熹是“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伪学之徒”也升级成了“奸党”！

监察御史胡紘弹劾朱熹六大罪状，监察御史沈继祖再加上十大罪状，他们充分运用了言官可以“风闻”弹劾的权利，没有一件“罪状”有依据，他们也可以说成是“风闻”——听说的。而这，也方便了他们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甚至故意嫁祸。

朱熹曾经在游览武夷九曲时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除是人间别有天”，被诬陷为妄想变天；朱熹在漳州整顿风教命令尼姑还俗，被诬陷为引诱尼姑以为宠妾；朱熹的女婿黄榦家境贫寒，却被诬陷为“男婚女嫁，必择富民”；朱熹的学生以贫寒人士居多，却被诬陷为“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其他诸如“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更是血口喷人了！

当然，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朱熹形象抹黑，至于是不是真的，那不是他们关心的事了。

从结果来看，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随后，朝廷罗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贯，目的是对这些“逆党”终身禁锢，永不叙用。

其中宰执有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赫然在这十三人的首位。

那些道学人士或与之有关的人莫不受到牵连，宋宁宗甚至还下诏威胁：“怙恶不悛，邦有常刑，必罚无赦。”

接踵而至的打击并没有打垮朱熹，他只是对政治失去了兴趣，他还有更宏伟的事业需要完成。对于无端加诸的污名及迫害，他一概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此后几年，他把全副精力倾注于整理、修改、注解文化经典上。《周易参同契考异》《韩文考异》《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阴符经异考》《楚辞音考》 等纷纷成书，作为一项浩大工程的《资治通鉴纲目》虽在弟子的帮助下才最终定稿，但他却具有决定性的贡献。

是啊，需要完成的事情太多了！

可是，他却如一匹老骥，慢慢地耗尽了精力。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的生命之火终于在党禁的阴风中熄灭。

远近之人纷纷以多种方式祭奠，会葬时，来了上千民众。

正如大词人辛弃疾在祭文中所写：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