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蒂博·尼哥罗》，拉登·萨利赫，1857年，印尼总统宫，雅加蒂博·尼哥罗是中爪哇日惹苏丹的王子，领导了1825—1830年反抗荷兰殖民者的人民起义，是印尼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尽管这一政治事件1835年就已经出现在荷兰画家尼古拉·皮尼曼的作品中，但视角与拉登·萨利赫截然不同，在拉登·萨利赫的创作中，蒂博·尼哥罗挺身而出、一身傲骨，与尼古拉·皮尼曼作品中流露的弱者同情产生反差。创作《逮捕蒂博·尼哥罗》时，已是拉登·萨利赫从欧洲返回爪哇的第五年。1852年，旅居欧洲23年的拉登·萨利赫返回故乡。纵然拉登·萨利赫的爪哇民族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尤为突出，但艺术史学家认为早在欧洲之际，民族主义就深埋在画家心中。虽然荷兰宫廷画家的任务是为宗主服务，但拉登·萨利赫的作品却饱含对爪哇自然的野性崇拜和敬畏之心。

《巽他犀牛与两只老虎搏斗》，拉登·萨利赫，1840年，印尼力宝集团收藏尽管创作的初衷是为取悦欧洲贵族，拉登·萨利赫的画作却没有欧洲画家的东方主义式猎奇偏见。他的画作真实具体，又富有浪漫色彩。对于话语权微弱的东印度群岛，唯有抓住欧洲权威的眼球才能表达心声，在限定的范围内表现无限张力。十九世纪的东印度群岛尚未产生成熟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但印尼国父苏加诺认为拉登·萨利赫早已在他的作品中释放了强烈的民族信号。这些送给欧洲君主的画作中凶残的猛兽、决死的激情，透露着爪哇岛狂野不羁、难以驯服的天然本性，血盆大口的野兽让畏惧之心油然而生。

《让·克雷蒂安·鲍德总督肖像》，拉登·萨利赫，1835年，荷兰国立博物馆藏还在爪哇居住时，拉登·萨利赫就与荷兰威廉一世国王派驻东印度群岛的约瑟夫·佩恩结识，他是一位比利时风景画家和建筑师，也是拉登·萨利赫的导师。1829年，年仅18岁的拉登·萨利赫在荷属东印度官员的陪同下抵达荷兰。在海牙，他认识了后来成为荷属东印度总督的让·克雷蒂安·鲍德男爵，后者是他在荷兰的导师，将他介绍给三位荷兰国王和有影响力的权贵，拉登·萨利赫得以进入荷兰上层社会，受到荷兰艺术界欢迎。在荷兰的十年间，拉登·萨利赫接受严格的西方油画训练，遵循当时备受推崇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加上为荷兰王室与政权服务的要求，风格正统严肃，人物肖像庄重、严谨、古典、高贵，风景画静谧圣神。

《在东印度群岛猎鹿》，拉登·萨利赫，1846年，法国法国画家霍勒斯·韦尔内是最受七月王朝宠爱的艺术家，他以战争、巡猎、阿尔及利亚为主题的油画深受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喜爱。拉登·萨利赫的人虎搏斗主题作品，与霍勒斯·韦尔内有异曲同工之妙，史学家认为拉登·萨利赫受到勒斯·韦尔内启发，甚至还被霍勒斯·韦尔内指导过画作，但记载寥寥。巴黎的艺术沙龙和艺术展产业发达，拉登·萨利赫也由此第一次进入现代艺术市场。时至今日，拉登·萨利赫为数不多的流入艺术市场的珍品大多在法国，他在法国期间的创作，版面巨大、壮丽宏伟，非常适合沙龙展出与艺术交易。

《废墟中的爪哇寺庙》，拉登·萨利赫，1860年，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藏在印尼画家Sudjojono看来，拉登·萨利赫的民族主义不仅是政治假象，还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即殖民主义。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携带其邪恶、操纵与傲慢的本质，将这个世界的每个国家绑架其中，置全体人类于其统治之下。无论苦力还是诗人，农民还是艺术家，所有人都加入了这场疯狂的舞蹈中。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快乐，仿佛至若天堂，却极少意识到，在平静、安宁与欢乐的深处，是被时代所腐蚀的被动灵魂，丧失了活力，丧失了反抗暴政的勇气与力量，这就是拉登·萨利赫的时代”。

《受伤的雄狮》，拉登·萨利赫，1838年，新加坡国家画廊藏拉登·萨利赫徘徊于危险的两极，他被英雄般致敬，又是英雄主义最讨厌的人。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两种对立的价值被危险地设置于同一个人身上。他具备民族主义和革命精神，同时也是传统主义的，是荷兰殖民主义结构的受益者和拥护者。今天，拉登·萨利赫的作品与个人形象已成为印尼当代艺术家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但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拉登·萨利赫作为印尼艺术鼻祖的正当性，甚至认为他只是东南亚艺术的边缘人物，因为他只不过是幸运罢了，由于恰好高贵出身与机遇而获得去欧洲的机会，仅此而已。他不断在欧洲社会阶梯中向上攀爬，也与印尼民族英雄的作为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