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贵难得之获，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第五章中的“货”“欲”实际上理解意义上和“贤”都是对等的，代表着相同的实物意义，表达着老子相同的思想。“趋利弊，心不明”，也是这末说的，人们去追逐的过多，执着的无极限，就会产生负面效应。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趋势于相同的事物，刻意的追逐和占有，结果只能是失去，而失去的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们的盲目误导和偏僻。《关尹子》“心之不立，不有，不正不中，万物顺同”，历史上有为之政引导着人们的行为与思想，过分的标榜贤能、看重财货、妄加自传，人为的去自我粉饰，而非长治久安之计。站在历史角度看《道德经》何谓“不尚贤，使民不争”

《商君书》“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与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好的一面被占有，则人民富足，国家强盛，坏的一面被占有，则人人自危，国家败亡，历史上很多方针举措都关系到国计民生，国之安危，在于政策的实行，国之长久，在于国民、领袖的崇尚，执行的缪误和崇尚的凌乱，会造成朝代的兴盛与败亡，从而又兴盛、败亡，这种规律般的轮回形的中国式历史，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背向的一面，后人在总结“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语概尽天下事。

《道德经》“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常使民无知无欲”，“虚其心”则是说让内心保持虚静，不但但在说“虚其心”更深一层次的引申为“无为”。虚静则可无为，无为而治，则大治，汉初的于民休息，唐初的以静治国，开创了一代盛世，老子在后面提到了其最终的目的“无知无欲”，“为无为，则无不治”这样的说法，“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不是说让我们去“填饱肚子、强健筋骨”就达到了“圣人之治”的要求。

“常使人无知无欲，夫和者不敢为也”,“圣人为腹不为目”“五音令人目眩，无色令人心发狂”“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亲眼见到了的不一定是真实的，表象有时不仅不能给人以正确的答案，反而会混肴视听，产生错误判断力，《庄子》中提到“外物不可必”外物是不可强制，以自己主观愿望强求的，虽然人与外物之间并没有太多的隔膜，处于外物之间生存，并利用外物为己而用，以求达到征服外物的目的，但这只不过是感性的探索罢了，没有那个人说自己完全地探知了事物的真相和发展的规律，完全的占有了大自然。仅仅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就已经告诉我们求知的得失，“人求得失,夫所欲也”人頻借着自身的欲望、需求、和内心意识力的趋向，感知和利用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利益，人为的划清自身与外物的界限，从而愈陷愈深、不可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