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坎皮恩根据托马斯·萨维奇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犬之力》里有两个富有的地主，菲尔和乔治兄弟。他们亲密相处了数十年，首次滋生了罅隙，因为稳重正派的乔治娶了罗丝，一个带着儿子（令人不安的美丽少年彼得）的寡妇。康伯巴奇饰演的菲尔眼神苍白而危险，他的脸因怨恨而变得尖锐，是一个令人胆寒的存在。他用口哨声嘲弄罗丝，让她想起自己的失败，还粗暴地嘲笑彼得的娘娘腔。
仅仅是为了母亲吗？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因为影片开头彼得的独白掷地有声：“我的父亲死了以后，我只希望我的母亲能够幸福地生活。如果我不能帮她渡过难关，不去拯救她，那我还算什么人呢？”这是相当明显的一个动机，去解释男孩惊人的冷血，杀害一位待他深情的父辈。但深情的另一面，是对待养育这个男孩的女性刻薄至极的羞辱，这位大家长，用绝对拒斥的暴力态度锤挫着新的家庭成员——他的弟媳。一方面是替母亲复仇；另一方面，恐怕征服了权威的弑父快感比单纯恋母带来的快感更能令彼得愉悦，那是真正的巅峰体验。
菲尔的死，看似是因为迷乱了情意，造成被羞辱者能够完美复仇，实则是完完全全被自己的大男人中心主义反噬。不平等的爱恋关系，付出再多也很难搭建宝贵的共情，能够传情达意，使冷漠者有情，予柔弱者以强健。有趣的是，卑微的女人发现在不友善的环境里唯一信赖的彼得，正被仇视自己的菲尔抢夺为心腹时，她的反击是喊来儿子哀告道：“我们之间不是遥不可及，希望我不是不可与你连接的（We’re not unreachable. Hope I’m not unreachable）”。非常幸运，彼得没有忘了她，娘娘腔的他干掉了羞辱娘的人。但不幸的是，复仇加固了他包裹在文弱外表下的强硬内心，强硬的力量则来自于绝不共情。
另一位不依不饶的绝不共情者的形象来自202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影片《钛》。艾里克西娅因儿时车祸脑中植入钛金属，因此有了异于常人的性情，对金属属性物质无比亲近。比如，她对人无法共情，无论面对性骚扰还是性愉悦，做法都是杀尽，就连双亲，一样杀。一种主流解读是她是赛博格人（安装了机械义体的人，半人半机器，模糊人与机器边界的种类），任何可能将她拖入人的范畴和人情领域的通道，首先斩断。
这个认识的到来，一半是因为纯受孕身体的改变，一半则来自文森特无条件的接纳，以自己的强（队长的身份提供生活庇护），也以自己的弱（靠打类固醇维续日渐衰弛的肉身），使一个赛博格人，一个绝对的异类，交出了ta在人间栖身的终极权柄/法器——绝不共情。在文森特的陪伴中，艾里克西娅学会了感知过程，她终于不再是不可触及的。至少从结尾看，随着新生命的诞生，她有一种重回艾里克西娅的释然。艾里克西娅带给人间一个新的生命品种——真正的赛博格婴儿，Ta会使人类从此不同吗？
权力在每时每刻的流动中，从强者到弱者，同样也会从弱者到强者。谁可以羞辱谁，肯定谁，褒扬谁又贬斥谁的格局，也在时刻变动。尤其在媒介时代，信息更为流通和并行，社交媒体穿透国界，人们对真实感的强调远超过真实性，全然单极的资源配置比起以往的社会形态更难轻易在现实中实现。当代社会对于这样一种新形态中“何为合度”的讨论，是除了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对社会经济地位、资源分配的正义讨论后，更浮上台面的一个大问题。
现代世界因应发展，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所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多数人认为一个少数服膺多数的社会是理所当然，少数人是注定要被牺牲的，这样的社会观正在不断被挑战和修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维赛·马格利特源于自己在东欧人和西方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冲突边界上的经历，对各种形式羞辱的腐蚀性作用做了深刻分析，写下了《有品社会：一个组织和制度不羞辱人民的社会》（台译版）一书。
他提出了有品/体面社会（the descent society）这样一个概念，认为那是一个先于正义社会的概念，是合度与否的社会：它关心有没有人被排除在该有的权利范围之外，是不是有人未能享受到他该有的权利，是不是有人自觉低人一等。他提出“为什么任何人都不应该被羞辱”的论点，将他的社会哲学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一个有品的社会，或者说文明的社会，是一个制度不会羞辱其权力下的人民，其公民不会彼此羞辱的社会。
当下的媒介时代，各种意见的剧烈冲突迫切需要一种方式，使大家能够在没有屈辱和有尊严的情况下共同生活。在一个理想世界中，追求正义，实现体面。马格利特探讨了羞辱和尊重的概念，在他看来，所有羞辱案例都具有共同点，就是合理化对某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来表现那个人被集体（强势方）所拒绝的感受。而一个有品的社会应该努力消除其成员受到的制度性羞辱，因为这种羞辱使他们丧失了自尊或对生活的掌握。
什么是制度性羞辱？最常见于生活的，是人们常常将后天的观念和现象自然化、内化在自我意识中，比如性别歧视、性压抑、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成功伦理学、企业文化、社会控制、异性恋正典等等，因而理所当然地施行出对于弱势者的羞辱。哪怕在私密的情爱范畴里，这样的无意识羞辱行为依然留下深深痕迹。安娜的不满足，不仅仅来自外在的嫉妒，更多是来自于她与伏伦斯基之间因为个体不平等感而带来的尊严受挫，受损的自尊使她感到羞辱，她决定为此而死；菲尔活在刻板的男子气概里，对于自己掌握权力带来的特权不察知，被权力所害；艾里克西娅因为拒绝一切被PUA的可能而成为侵犯他人和自己的暴徒。而“拒绝一切”本身就是制度性羞辱的一部分，她受到的是远比自尊更猛烈的伤害，不能作为“人”来经历那份满足，是永远与周遭世界相隔、因此也与自己相隔的“生活”。
当下时代，学者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基于自由与平等之间正确平衡的正义社会理想上。这个理想是崇高的，但老实说很难实现。有品的社会也是一个理想，不过它浸润于日常的意识，完全可以落实在人与人的连接和陪伴中，落脚于我们的凡俗相处里。这是一个总有那么一瞬间，我们曾经触及、曾经实现的理想。
安娜扑向铁轨的一刻，托尔斯泰独将烛光而非别的意象给予了她，他的意图何在？是喻指洞幽烛微的体察，能够穿透加诸在弱势者身上的不平等吗？能够扫除填塞人耳目的阴霾吗？无论是在情爱里，在性别中，还是在纯然个体的站位上，体面和有品都会以极其微妙的方式展开，每一个人，如果你意识得到此时此刻的差异和情境，你就能够给予他者（不仅是人，也可以是其他动物、植物，其他的种属，但首先是基于人）一种尊严的庇护，使之免于二等公民身份的羞辱和被排斥在全人类之外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