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表示，真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艰难困苦的时候，支持我们的未必来自书，而是来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特别基本但又特别坚韧顽强的信念，而蔡崇达通过《命运》中的主人公阿太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信念。“我觉得崇达是要让这些无声的信念、让这些无声的信念所植根的长久的澎湃的生命力获得声音，能够有一个言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也许这本《命运》真的是一个不同于贝多芬的，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普通的、最基本的或者说涉及我们中国人生命根性的一本书。”

“我觉得蔡崇达的《命运》是另一本《活着》，但他在民间人生观和生命哲学有自己不同的视角和理解。”文学评论家贺绍俊也表达了与李敬泽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蔡崇达用阿太身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强悍的生命意志，表现了这个99岁的女性如何解决苦难问题？如何面对无常的命运？贺绍俊觉得蔡崇达的《命运》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很好地讲述了这样一个主题，“阿太的形象蕴含着民间伟大的生命哲学和生存智慧，这是非常精彩而且值得大家关注的。”

“我们终将生下自己的命运，我们终将是自己命运的父亲和母亲”，文学评论家潘凯雄注意到了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他把这句话理解为蔡崇达想表达的一种命运观，这样的命运观虽然要面对某种宿命，但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个人的奋斗给命运带来一定变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蔡崇达的命运观就是充满积极向上的命运观。

他感觉蔡崇达的叙事技巧非常高，这部小说既没有在故事的传奇或者是新意上做文章，也没有走百科全书式的书写路子，也没有在结构和形式上玩什么花样，特别是后面这一点，因为现在是一个以形式创新来证明其先锋性和前沿性的时代，“但是你看蔡崇达的《命运》，既不管形式上的创新，也不搞结构的创新，也没有百科全书，也没有传奇，这些都没有，他靠什么？就靠他的这种非常有特点的叙述来吸引我们，我觉得的确是可以回到文学本身。我感觉其实从这个文本来说，又很充满现代性，但又不从形式等方面去玩现代性，完全可以看出他是有一种文学上的自信。”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命运》讲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人间故事，“阿太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女性，我们不太清楚她上过什么学，在旧社会怎么过来的，知识储备是哪里来的，不知道。但是她说的话做的事都能上升到普遍的人生哲理。”而读者不在乎她有什么社会身份，也不去追问她的知识储备，觉得她应当如此，这是小说非常有趣的部分。这种原创的绵密细致的叙事风格，涉及对于生和死、神和鬼、灵魂有无等等的探讨，包含着独特且不可复制的地域文化内涵，阎晶明认为将为大家带来很多启示。

命运作为一个宏大、永恒的题目，大多数作者比较避讳进行直接阐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则表示把“命运”作为书名令人惊艳，“这种干脆我觉得促进了小说创新。”同时她提出《命运》的写作中突破了很多小说创作的定法，将时代的变迁让位给了时间，彰显了时间和生命的关系。“很多小说总是想展开大历史，蔡崇达却给压缩到了生命的局部、生命的褶皱里去。”何向阳还认为蔡崇达是一个“叛逆者”，“打破小说定法的作家才是好作家。”

“个人家族和历史拧合在一起以小见大的小说，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多到看了之后有不适的反应，但是《命运》是不一样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表示，蔡崇达在写作中把阿太的生命经验和历史大背景的关系处理得非常恰当。“阿太在和命运搏斗的过程中，她那不温不火、不急不躁的状态特别动人。”

作家、《中国作家》副主编付秀莹则表示《命运》颠覆了她以往对长篇小说的阅读经验，用阿太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物，对命运这样一个宏大、永恒的主题进行探索，是一种以小搏大的做法。“那种包容、平和、无喜无悲，跟命运握手言和的姿态非常打动我。”她还认为《命运》的叙事非常的举重若轻，有很多闪闪发光的金句，像珍珠一样的金句也给了这部小说巨大的光芒。“这部小说是有飞翔的姿态，不是匍匐在人间大地上写人间烟火，总能从滚滚红尘中飞翔起来。当你真正认真咀嚼消化以后，它神奇地参与了你精神骨骼的构建。”

作为《命运》的主人公，阿太从15岁听到了关于自己到老时将无子无孙送终的命运，而后为了改写这个命运，做了一个女性所能做的全部努力，包括孕育子女、收养孩子，与艰难且无常的生活抗争等等。《命运》以阿太的视角追忆似水年华，着力书写了这样一个活了99岁的中国女性，以及书中的阿母、神婆等别具一格的女性形象，在研讨会现场引发了专家的关注和探讨。

作家、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则指出，在《命运》的叙述中，蔡崇达通过阿太非常鲜明地展现了一种先进的文明化的女性观。“阿太一直在寻找自己死亡的时间、寻找自己死亡的钥匙。中国人是特别忌讳死亡的，人在99岁的时候应该也很老很丑了，但阿太临死之前生命到终点的大美和光芒，显示出藏在褶皱里的生命也是非常美丽的。”李舫表示《命运》是崇达的灵性书写，有一支神性的笔让他写什么不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