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皮囊》火了，上市短短9天，试卖本全部销售一空。“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蔡崇达在书中写下的这句话，刷屏许多人的朋友圈。近日，其携新作《命运》回归，这次他选了一个更大的命题，连身边的朋友乍一听都不确定地问他：“你怎么敢？”

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他没有直接作答，反而绕了个圈，先行表示：“我是一个受写作和文学恩惠的人。”小时候性格孤僻，“孤僻”到自己都无法理解自己，“但作家的写作会击中我，帮我表达自己。”

“我五六岁的时候，阿太八十五六岁，当我位于生命的开头，她已经站在了生命的结尾。”蔡崇达说，他想在这本书中描绘出“命运”奔流的样子，阿太成为了他观察命运的最佳支点——只有站在生命的终点回望，才能看清它流经了哪些山谷，经历了哪些坎坷，又发出怎样的声响。

青年的蔡崇达写《皮囊》，是生活奔波下内心涌动的伤痛感即将吞噬自我，需要靠召唤故乡的话语来疗愈。所以他写到了阿太的皮囊、父亲的残疾、母亲的挣扎，还提到了家乡的海、路过的山川、邂逅的人……故事里的每个人每件事，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他”。那么这次，他不仅想看到与自己生命存在交集的人，还希望能看见“每个人”。这些人之间的关系绝不是断裂的，互相连接，才能凑成心底的”压舱石“，在命运的冲击下，人人屹立不倒。

同样的问题在前作《皮囊》出版时，蔡崇达也曾遇到。他告诉记者，如果把《皮囊》的畅销，看成是闽南文化的“畅销”，再往后挖，是依据中原传统文化建立的精神秩序，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位于闽南的泉州，是他自小成长的地方，也是阿太一辈子生活的地方，“这块土地我称之为大俗和大雅。”闽南的老人经常讲一些俗语，”听起来很土，但用文字表达出来，又觉得非常文雅。”这些充满智慧的长者语言，其实是我们的精神家底，“所以也有很多人读完书，会感觉一方面有异域风情，一方面又似曾相识。”

《命运》写完，蔡崇达生了一场病，全身的免疫系统发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下不了床。这与他“不健康”的写作习惯脱不了关系——总在夜间动笔，熬到凌晨四五点更是常态。他想过纠正，但是改变不了几天，又恢复到以前，“因为写作就像生孩子，突然间会冒出一个念头。”可能连续几个白天，灵感一直缺位，“到某个晚上，脑袋中长出那句话的样子。”这个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从床上爬起来。

家人、朋友都知道，蔡崇达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基本不愿意见人，不愿意说话，窝在一个地方，全神贯注地调动每一份感知。就连读小学的女儿都注意到爸爸的“异常”，“前几天他们老师布置作业写‘我的爸爸’，她说‘我的爸爸像一只熊，整天瘫在那发呆，每次工作就像进入了冬眠状态’。”

《命运》开篇，他酝酿了3年，改写了27遍，每遍7000—1万字，“这本16万字的小说，其实我写了20多万字的开篇。”每一个章节都在重复地修改。写完放置一个月，再挑刺，再修改，“现在看起来还是会有一些可以商榷的点，但它起码是真诚的。”

比如说他专注于写作，直到今天都不会开车，不会修电脑。“很多看似是男生懂的东西，我都不会。”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花费在创作上，“有时候会被人觉得怪癖，高傲，不是的，我只是活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