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快要撤离延安的时候，母亲回来了。弟弟看见她说：“你不是我母亲，我母亲是山东母亲。”他那时还小，时间一久就认不得母亲长什么样子，只知道母亲在山东。我则是之前得百日咳，病了很长时间，她回来以后，我一见到她就伤心地大哭了一场。自己病了这么长时间，母亲也不在身边，感觉她不管我了，现在见到母亲，心里有委屈了。

撤退时，我和弟弟是跟着机关家属的队伍走的。我们开始是坐大窝篷，就是前后两只骡子，托着中间的架子，架上有一个席篷。我们跟谢老（谢觉哉）在一个篷子里。后来又变成坐在骡子或者毛驴的架窝子上，我和弟弟一人一边。这时候，父亲已经去陇东搞土改了，母亲是家属队的负责人，又是安排打前站，又是安排收容，一直跑前跑后的，也没专门照顾我们。一路上，虽然很辛苦，但是从来也没觉得她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她在我印象里都是很自立自强的人。

从撤离延安到父母会合后，母亲基本上就做父亲的秘书工作，帮父亲收发文件。那时候她还有一个主要工作是主席批了的文电，需要传达给新华社，她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念下来，确保对方核对完全无误，再把毛主席的文电很仔细地保管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要求把主席的有关文件交给档案馆的时候，母亲就全部上交了。

母亲的性格与外婆从小教育她一定要自立自强有很大关系。母亲小时候，女孩是要缠脚的，外婆就躲着家里人，不给她缠脚。她在学校成绩优秀，上安庆女中。由于成绩优秀，高中部是免试入学的。她在学校也很活跃，篮球、排球、短跑都是她的强项，因此也得了一个“小老虎”的外号。在安庆时，她已经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后来安庆女中有一些变故，她瞒着家里考到北平安徽中学，因为她的老师介绍北平学习环境好。很快学校因经费不足停办。母亲又经老师介绍转北平女一中。她到北平后才告诉外婆。她就是这样一个自立的人。

这位孙老师因为领导学生参加抗日运动被撤去了校长职务。她常在课堂讲爱国妇女解放的道理。通过她，我母亲认识了郭明秋、姚依林这些进步青年。游行的时候，她总是冲在前头。后来因为身份暴露，只好转入地下。但是她还是把高中最后一年念完，参加了考试。我觉得，在学习方面，她一点不差，确实因为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不能那么专心地读书，但是她还是努力拿到了学校的证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大弟都被下放到外地，只能春节、国庆节回来，陪陪父母，帮他们收拾一下。那时候，我母亲在家想方设法找事情做。她把家里的旧线袜子拆了，和父亲两人，一个往下拆、一个绕线球。她把这些旧线洗干净，再织成手套、背心什么的。1972年她被平反，组织安排她到科学院情报所工作，她把这些一扔，又全心投入工作。现在家里还留着她没有织完的线球。

到了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以后，她马上了解所里方方面面的情况，依然对人很热情热心，很愿意帮助人，下班回来就跟我们说所里的事情，告诉我们情报所将来会很有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又回到中国科学院计划局，我们又听她说科学院的种种规划前景，让我觉得那都是很了不起的事。她心里想的都是工作。我觉得她真是特别热心，对工作非常执着，永远对工作怀着美好远大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