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控人，专门从事疾病预防控制的专业人员。他们是离病毒最近的人——检测患者标本，捕捉蛛丝马迹，为确诊提供依据；他们是最聪明的“病毒猎手”——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综合运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准确迅速地发现已经或者可能被病毒感染的“潜伏者”；现在，他们又成为了最厉害的追踪者——以病毒基因组测序为武器，追根溯源查清病毒从何而来。

1月22日，国家卫健委宣布我市出现首例确诊病例。而我市对该病例的核酸检测结果得到了辽宁省卫健委的高度认可并宣布，自1月25日起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实验室的核酸检测结果可以直接作为确诊依据。在最短时间里，以高水平的检测能力获得“直接作为确诊依据”的认可，这对我市精准找到并控制传染源，进而追踪并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事微生物研究近30年的市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科长薄志坚很早就意识到，对于传染病的防控，提高核酸检测水平将是关键要素。因此，从2009年开始，他们就持续进行了核酸检测研究和实验。从购买试剂盒到自己设计试剂盒，从手足口病、流感、诺如等病毒到冠状病毒……10年来他们进行了5万多份标本的实验，不但吃透了分子生物学理论，也熟练掌握了核酸检测的实验操作。

“流调（流行病学调查）是疾控的一个专业术语，通俗讲，就是要通过对确诊病例接触人员的排查，找到谁是潜伏者！流调细一点儿，就能把阻击病毒的网织得更密一些；排查（密切接触者）早一点儿、快一点儿，就能让发现潜伏者时间早一点儿、影响小一点儿！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可能的传染源早一点儿全部找到、卡住。”市疾控中心应急工作部部长吴隽说。流调的目的是获取被调查者的发病史、旅行史、接触史等信息，为分析疫情的传播路径、控制疫情进一步传播提供关键的依据。经验丰富的吴隽说，流行病学调查确实和侦探探案很像，都是在努力还原事实。

彼时吴隽等人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如何圈定“密接”范围。“当时用的是第一版的新冠肺炎诊疗指南，里面并没有明确对密切接触者的判定。根据患者行踪，其密切接触者主要是交通工具中的接触者。而通常约定，飞机上密接的范围是‘本排+前后’各一排。但我们扩大了这个范围，把密接范围圈定在‘本排+前后’各三排。”吴隽说，这个选择基于“专业经验”，“对于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我们的认知还非常有限，但我们有过非典的经验，有过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经验，同样是冠状病毒，当时机舱密接的范围就是前后三排。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划大圈！”

在这27人中，最终又发现了两名确诊病例。“这个旅行团是1月22日入境大连的，发现确诊病例后，我们又面临了选择：如何确定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的时间范围。”吴隽说。在前四版的新冠肺炎诊疗指南中，密切接触者的排查是从确诊病例开始发病后接触的人员查起；第五版，这个时间范围才扩大到发病前两天。而在大连，这个时间范围是“发病前三天”。吴隽说，这样做同样是因为“我们对新冠病毒了解得还太少，有文献显示发病前就有可能传染。那么，范围大一点儿，流调累一点儿，市民的危险就可能少一点儿”。

事实证明，这个“圈”，有效地圈住了疫情，阻断新冠病毒传播。因此，在我市本地确诊病例中，有近50%的病例是通过对密切接触者早期的核酸检测发现的，大连地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的平均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谁是潜伏者？”从第一例确诊病例被确认到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解除医学观察，数十天里，吴隽和她的同事们一直高度紧张忙碌地战斗着。

发挥科技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支撑作用，市疾控中心也传来好消息：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团队经过两个多月努力探索，成功建立了高通量测序（NGS）技术平台，实验室的业务骨干已经掌握了全基因组测序的整个操作流程及测序结果分析技术，完成了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全基因组序列测定，于2020年5月29日获6条病毒基因序列，其中4条为全基因组序列，全长29882bp，初步比对分析发现与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同源性最高为99.94%。这标志着大连市疾控中心具备了新冠病毒测序能力，成为辽宁省首家能够独立开展二代测序的地市级疾控中心。

3月末，当所有仪器设备调试完成后，他们开始了实验。“当我们把标本输入后，就开始经历30个小时的等待，很煎熬也很兴奋。当4个标本完成了全基因组测序，并得出了99.9%、100%的比对，我们所有人都欢呼雀跃起来。两个月，疫情检测任务越来越重时，我们没有等，因为我们知道，这将帮助前方的战友进行病毒溯源，为流行病学调查提供更多保障和支持。”

人民至上，这是成立99年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的初心。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各级执政者和卫生健康工作者的使命。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经过新冠肺炎疫情洗礼和防控工作的实际检验，大连公共卫生体系经受住了考验，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新的发展方向和建设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