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孩不开心，大家就觉得ta只是不开心。大人不开心，大家就会觉得ta病了？”这是《温柔壳》的导演王沐，在与领衔主演王子文聊角色时提出的一个问题。

电影《温柔壳》在5月26日完成首映，豆瓣开分7.7。年初，在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这部影片斩获“费穆荣誉·最佳导演”、“费穆荣誉·最佳女演员”、“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三项大奖。

影片中的主角，是两名精神受困者。刚刚接到剧本时，王子文感到困惑。女主角觉晓到底生的是什么病？作为演员，我该如何进行准确的表演？

收到问题后，王沐向她分享了一个绘本。故事中，一个父亲去世、母亲离开的孩子，在童年时陷入悲伤，所有人都安抚他，“你长大了就好了。”可当他到了二十多岁，甚至更年长时，他还是不高兴。大家就觉得他病了。

“她（觉晓）没有病，她只是不高兴。”最后，王沐这样回答王子文。此后，这成为了对王子文的表演帮助最大的一句话。

在采访时，王沐反复强调，要将影片所关注的人群，称为“精神受困者”。

在传统科学定义中，王沐所说的这群人被称为精神障碍患者。精神障碍，是以个体认知、情感或意志行为障碍为特征的综合征，常见的有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有660万人。

但王沐不愿这样称呼ta们。他发现，近年很多精神障碍病症的命名，已经出现“更加去污名化和中性化”的趋势，“比如将精神分裂称为思绪失调，将躁郁症称为双相情感障碍”。以更加平等的视角叙述精神受困者的存在，为ta们去除污名，也正是王沐想通过《温柔壳》所传递的人文关怀。

《温柔壳》讲述的就是这一特殊群体的普通爱情。均为精神受困者的觉晓与戴春，在福利院中相识、互助，最后走入社会，组织家庭、孕育生命。尽管遭遇家人的反对与世人的偏见，但ta们仍然一直彼此相爱，以特殊的身份，过不特殊的生活。

从2018年，第一次产生拍摄精神受困者爱情故事的想法，到开机，王沐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温柔壳》的剧本。他看了一百多本资料和书籍，去了五家相关机构，拜访了心理学家、心理医生和一些精神受困的朋友，以接近ta们的内心世界。

精神受困者能有爱情吗？能够正常组建家庭吗？ta们在社会中会面临怎样的困境？在一次去治疗中心的采风中，王沐看见一个女孩，身体清瘦，五官端正，头发凌乱。她穿着黄色上衣和八九十年代风格的红色睡裤，在院里散步。有一个男孩跟在她的后面，不说话，也不打扰。

他感觉到一种感情的发生。后来，他询问中心院长，得知许多精神受困者会在院中恋爱，但出院后，由于各种阻碍，大多都结束了关系。

王沐感到一些伤感。采风结束后，他写了一稿剧本，加入了这个场景，并为觉晓和戴春安排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他认为，偏见，源于不理解；而不理解，是由于不可见。他想通过电影，让观众看见并理解这一群体，并一起捍卫一种“应得的权利”：“ta们原本就有去爱、去正常生活的权利。不应该让社会的污名和歧视，剥夺这种权利。”

最开始看剧本时，对比以前演的曲筱绡这类角色，王子文感到觉晓没有“抓住”她。“没有感受到这个人物身上的力量感，觉得她好像很平庸、微不足道。”

她感受不到自己和“温柔”之间的关系，“我长这么大，也没人夸我温柔，我就觉得导演为什么找我？”

王子文决定走进觉晓的精神世界。但不受外界干扰，走进作为精神受困者的她的内心，非常难。为了“无时无刻不在觉晓的世界里”，她从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便开始逐渐进入角色。开机的一个月内，她尽量少接家里的电话。到现场之后，她也不会跟周围人嘻嘻哈哈或开玩笑。

“这个戏我是很保护情绪的，因为情绪一旦被破坏掉，再捡起来，又需要很长时间……演员最终演的是角色的理解。理解多少，都不见得能全部演出来。但如果我连理解都没达到，那更没有机会了。”

拍摄中，子文逐渐走入觉晓的内心。电影杀青后，她对“温柔”一词有了新的认识。“温柔是一种情绪，而不是状态。我以前性格比较急，虽然我急完就过去了，但其实会对身边的人带来压力。现在不会对自己那么较劲，不会再捉襟见肘地想要去维持某些东西……我坦然地了解、接受了我的一切，乃至于曾经觉得自己很刺眼、不愿意接受的那个部分。”

“这是一个向内求的角色，”杀青后，子文感到，“觉晓其实是我演过的所有女性角色中，最有力量的一个。”

内在的温柔，不只带来自我悦纳，还让她更加关照周围的人，“情绪松弛下来后，我发现很多事情都没那么重要了，我身边的人也会舒服很多。”《温柔壳》让她拥有了向内觉察后，向外延展的爱的能力。

《温柔壳》的表演，为王子文带来许多挑战，但也为她带来一些新知。刚开始做演员时，她问了许多前辈同一个问题：什么叫“好的表演”？在拍摄《男人帮》时，黄磊告诉她，“好的表演，就是准确的表演。”这些年来，她一直实践着这种认识，力求表演的准确性。

然而，《温柔壳》开机的第一场戏，她就重拍了许多条。拍摄间隙，导演走过来，告诉她问题所在，“子文，挺好的，你的表演几乎100%准确，但我想要那50%。”

子文停顿了片刻。“我从来没想过，原来在准确之后，更好的表演，可能是出人意料，甚至在当下不准确的表演。”她的认知就此改变，“这个事太有意思了。”

王沐用“弦外之音”概括这“50%的表演”。这种追求也贯穿了他的剧作和拍法，“整个电影你都能感觉到有一点克制，特意没有把话说得特别明白。比如戴春送给觉晓的手表，后来在海滩上，出现在他女儿的手臂上了。怎么让观众知道？那就是一种弦外之音。”

在拍摄时，王沐用了一种特殊的调度方式，那就是不讲戏，而是调整演员的状态。与咏梅的那场戏，本来在白天拍摄，拍了很久都不理想，王沐将拍摄时间改到夜晚。开机前，他与三位演员一起吃晚餐，聊了许多各自的情感体验。

晚上再拍，一条就过了。王沐印象很深。那场表演结束后，摄影师走过来，跟他说，“都在了，戏都出来了。”

王沐觉得，创造一个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剧组，与演员建立信任关系，比讲戏更有助于拍摄，“拍电影应该是美好的，像做一场梦一样的一件事情。我不想去支配任何人，相信彼此尊重，肯定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王沐的坦诚尊重与子文的全情投入，最终换来了意外的结果。

在一场戏中，子文饰演的觉晓去美甲店面试。这是她走出康复中心后，收到的第一个工作机会。她开始做美甲，却乱了顺序。在老板的提醒下，她更改过来，继续涂——子文涂了很久，摄影机举了很长时间，王沐却一直没喊停。

王沐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子文一直涂，直到有一刻，她流了一滴泪——剧本中并没有这个设计。那一刻，王沐觉得“完全对了”。由于时长，这个镜头最后被拿掉，却成为ta们都珍视的一段体验。

“我渴望面试成功，但确实不擅长，所以有一点慌张，害怕失去，有点着急。甚至到最后，觉得我可能搞砸了。”子文回忆起当时觉晓的情绪。由于王沐给了足够的时间，情绪不断递进，最终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呈现。

子文觉得，哭并不能证明演技。但当演员投入“真实的情绪”，而非“借来的情绪”，就能流一滴“让观众想流的泪”。

“什么叫好的表演？现在为止，我觉得只要我足够投入去做这件事，它就一定是好的。”这是《温柔壳》给她的最新答案。

这是一次疗愈双方的拍摄。拍摄完成后，导演王沐也感觉自己“被治愈了”。在第三届平遥创投之前的10月，王沐的姥姥因年事已高，在住院治疗后去世。王沐在很长时间内感到亏欠和难过。

姥姥晚年时，耳朵很背。虽然王沐每周都会和姥姥打电话，但因为交流不畅，他多少有点不耐烦，总是仓促挂断。回家后他才知道，原来家族中一个被人们认为有“精神问题”的大姨，每天都会和姥姥通话聊天。

大姨从小被家人们认为“有点疯”，看人时有些呆滞、说话也慢。外面不免会有一些“风言风语”，但大姨仍然组建了家庭，生了两个健康的女儿，过上很好的生活。原来姥姥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支持大姨。她们两人，一个听不清楚，一个说不清楚——却每天都会通话。

王沐产生一种复杂的感情。回北京后，他修改了剧本，通过阅读和内省，深入到感受的深层，将自己的情感经验纳入，再次创造人物。

这甚至一度让他产生创伤，而拍摄“就是一个愈合的过程”。

在剧场，他看见演员通过富有能量的表演，将各种情绪演绎出来时，他感到ta们在“解释和抵抗这个创伤”，“当整个故事中的大家都愈合之后，故事就讲完了。”

拍摄结束之后，王沐送了王子文一幅摄影作品，作为她的生日礼物。画面是一只在大象保护下的小女孩。子文收到时，眼眶一酸，有点想哭：“那个小女孩就是我的内在小孩，那才是真正的我，我只是穿件大象衣服而已。”

这幅作品是子文内心世界的外显，也让她感受到这次拍摄后，王沐导演对她的看见与理解。

正如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说，“表达即治愈。”创作者深入到自我的地狱，从个人生命体验中生发戏剧的张力，再通过剧本传递给演员。

这样真诚的创作与演绎，就像一次心理疗愈工作坊。充分的表达，即带来深刻的疗愈。

在《温柔壳》拍摄完成那天，王子文哭了。这是她入行近二十年来，时隔十余年后，第一次杀青后的落泪，“因为太投入了。跟这个角色说再见，就像是和恋人说分别的感觉。”

这种疗愈与温柔之力，也通过影片，向观众传递。

电影中，鸟的意象出现了五次：小马脸上“云中鸟”状的胎记、精神受困者身体中的鸟、飞向夜空的鸟、觉晓像鸟一样起舞、精神康复中心人们衣服上的鸟。

这个意象，来自于王沐看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书《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书中，酗酒的人、不愉快的人、精神受困的人，身体中有一只一直在叫的鸟。村落中的一位巫师，只要轻抚ta们的手臂，就可以把鸟放走，人们就会得到疗愈。这是一位长期在乡村做心理咨询的波兰女作家，在201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创作剧本时，王沐阅读了许多与精神受困、心理相关的书。在看完法国作家米歇尔·莱里斯的《成人之年》后，他从其中感受到很多力量——他将这本书送给了每一个演员、主创、摄影甚至作曲。

《成人之年》是莱里斯在晚年陷入精神障碍后，写作的回忆散文集。其中一句话，被王沐作为此前剧本的题记：“我也去了我的地狱。而如其中一些人那样，我或多或少地从那里走了出来。”

在与精神受困者的访谈中，王沐认识了一对情侣。女生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男友一直照顾她，陪她做心理咨询，辞了工作。男生最后也确诊了抑郁。但ta们始终都在一起，最后两人情绪也逐渐变好，过上了理想的生活。

王沐看见了一种小而珍贵的可能性。“拍电影，要传递一种小但又宝贵的可能性。因为只有这样的东西，才会照耀更多的人。”

在电影中，王沐借用了戏剧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的幻想现实主义手法。图米纳斯说：“现实就是乡下牛棚里难闻的粪便，然而它挥发后，会在棚顶结成星星一样的水滴，夜晚时看在眼里很美，当它落在嘴里已经纯净。”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觉晓和戴春在雨中跳舞，身上没有伤痕，整个世界只有ta们两人。这是ta们刚刚走出康复中心时，当初被小孩洒水打断的一场舞的延续，“我想让ta们在那一刻，在曾经第一次共舞、最美好的一刻，把这场舞跳完，水就会变成雨。”王沐这样解释。

电影中有三场舞。第一次是在觉晓与戴春一起走出康复中心时，王沐称为“美好生活的开始”；第二次是在千帆过尽，戴春再一次从康复中心出来后，王沐称为“美好生活的答案”。

而第三场落幕前的舞，王沐将其称为“永恒” ——“一个永远在接近的、爱的理想。”

他特地将影片前半段，两人相遇的场景描述得异常浪漫。因为他觉得，那些美好的时刻，才是后来ta们用以抵抗磨难的温柔之力。

“人和人的情感没法消除的重要依据，就是ta们曾经历过难忘、美好的时刻。在痛苦时，还会想起来那些珍贵的记忆，关系就永远不会结束。”王沐神情平静，语气笃定。

[1]中国青年报. 我国660万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90%以上得到了照顾治疗[EB/OL].(2022-6-17)[2023-05-31].检索自: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5863760386850855&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