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了三届二次全会(以下简称“三·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李作鹏等一手挑起了一场公开争论。
这次全会召开之前，在李作鹏等主持下搞了一个材料，叫“海军三年工作基本总结”。当时，我住在医院，他们将材料送给我，征求我的意见。在这个材料中，他们将海军三年来取得的成绩归结为“充分显示了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巨大威力，雄辩地说明:只要我们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使政治思想工作成为全盘工作的基础，就会一通百通。”在分析存在的问题时，他们认为“主要的还是突出政治不够，在四个第一的落实上还有很多薄弱环节”
他们将海军团以上干部对待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态度划分为三种情况，罗列了十四个问题。
其实，在这之前李作鹏等就在常委会上公开提出过海军党委常委中有三种态度，说一是积极正确的，二是旗帜不鲜明的，三是错误的。在“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材料中，他们又将这三种情况用于海军团以上干部。而且罗列的十四个问题也都是所谓在对待“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问题上“旗帜不鲜明”或“错误的”人所反映的。
对这样的总结材料，我理所当然地提出了意见。我当时认为，海军三年来的工作，成绩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完成调查、打捞“跃进”号任务和进行的海空战斗中，海军部队都较好地发挥了作用。对这一点，大家也都没否认。但是这是与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深入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的大气候息息相关的。并非李、王、张的“功绩”，更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是突出政治的结果。
实际上在“突出政治”和“政治可以冲击军事”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部队的军事训练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当时在海军部队和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中，对李、王、张的作法是有意见的。如有的干部就反映:这几年海军训练工作是前进一步，后退二步，是老太婆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坚持四个第一不是促进了军事训练，而是妨碍了军事训练，部队的战斗力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甚至更尖锐地说现在是潜艇不潜，快艇不快，将来还要飞机不飞，这样搞下去.总要有人作检讨。这些不同的看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虽不尽全面，但确实反映了一部分干部对李作鹏等工作上的意见。
但李作鹏等却认为:这是两种建军思想尖锐斗争的反映，并说，这实际上是没有接受海军三年前错误的教训，是和林彪三条指示的对立。
对这个材料，在我提的意见中，特别提出:总结检查一九六三年以来的工作，必须以实践为标准。但是我的意见却被李作鹏等认为是“态度是怀疑抵触的，实际上是思想不通”，并在“三·二”全会上挑起了争论。
按照他们的说法，“常委领导存在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在肖劲光、苏振华、刘道生三同志与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常委之间原则性的争论上，主要表现在对一九六二年林副主席三条指示、军委检查团报告、一九六三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与争论。”在这方面，他们认为我是存在着严重问题的。并给我列了十多条“罪状”，其中主要的是:“对海军工作方向偏的结论不满”。说既然是林彪批评了我，“就应该向林副主席写一检讨，向毛主席写信，是应付差事的检讨，轻描淡写，未接触思想实质，未真正承认错误，对林副主席的三条指示中指出的重要问题只字未提”，“实际上是坚持错误的档箭牌，是以此来抵制林副主席的批评”他们让我定期向林彪汇报请示工作，我不去。对此，他们说我“反映了对林副主席不满的态度”。
在海军工作中，他们指责我“对部队中在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问题上的许多奇谈怪论不闻不问”说我对刘道生同志讲的“快艇不快，潜艇不潜，将来还要飞机不飞”的话，“不仅不进行严肃批评，反而说李作鹏‘胸怀狭窄’抓住那么几个问题死不放”。有的还指责我与苏振华同志“对待李作鹏、张秀川采取了不合作，不支持，排斥、打击的态度”，“对他们是正确意见听不进，工作成绩不服气，工作上出难题，组织上搞排挤”等等。
他们还将我向罗总长反映问题和写信说成是告“李作鹏的状”，是“搞鬼”。对此，我在会议的发言中驳斥了他们。我说:我对李作鹏在工作中有一些意见，曾向总长汇报过，今天来看，向上面去谈也是应该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告状”和“搞鬼”问题。并当面讲了事情的经过。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六五年四月，海军党委开了一次整风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作鹏等将刘道生同志一九六三年以来对海军工作所提的一些意见，罗织成“单纯军事观点”的罪名横加批判，还执意要将刘道生同志搞出海军。会议之后，他们还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向军委写了报告。对于李作鹏的这种整人的作法，我是有意见的。曾当面说过他，他不仅没有接受，反而指责我支持错误。
因此，在那次会议结束之后，有一次我到罗总长处就谈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当时罗总长说:海军的报告我看了，还没有时间找刘道生同志谈。我说:有的问题，我这次才弄清楚。关于潜艇不潜，快艇不快，将来还可能飞机不飞的问题，我曾与李作鹏谈过，既然交心会上都说清楚了，就不要抓住不放了。我当面说过李作鹏有些胸襟狭窄。从实际情况看，刘道生同志主要是对党委的工作估计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也是允许，而且刘道生同志提的意见也不完全是根据业务部门所提的意见，海军和舰队的领导也有意见。罗总长听了之后说，既然是这样也算了不了什么问题。
另外，关于海军军以上卜部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我向罗总长写过一封信，反映过我的意见。海军军以上干部班子的调整问题海军党委作过几次讨论研究，均因争论太大而无定论。我当时主张主要应在海军内部进行调整，能调上来的就调上来。之所以提出这种主张，一方面考虑到舰队的一些领导，在海军工作十多年积累了海军建设经验，把他们调出去，不利于海军建设事业;另一面，我已经感觉到李作鹏等想利用调整j部的机会，把对他们有意见的干部搞出海军。为了保留这批干部，我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几次说:各舰队的司令员，他们懂海军，把他们留在海军好处多。但是，李作鹏等竭力反对我的意见，而极力主张“彻底地搞，大调动，对于老干部尽可能地外调”。有的态度极为坚决，并几次逼我，要我到林彪那里去反映。
否则他说只有三条办法:第一条他离开海军;第二条请求军委派人来换他;第三条就是挂名不干事。他讲了几次，最后这一次我有些恼火了，我说:让我到上级、到林彪、或到主席那里去反映，我都没有问题，但是究竟哪些人要调出去，请你拿出名单来。张秀川见我发了火，便激动地说:你把这些犯了错误，有问题的人搞上来，这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没有党性。李作鹏等坚持己见，使几次会议在这个问题上都形成僵局。考虑到这个问题争论较大，而且很难求得统一，我便给罗总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谈了我的看法。后来，罗总长指示:海军军以上干部的调整，要分批分步骤地进行，对各舰队的领导干部要一视同仁。这就彻底打破了李作鹏试图利用调整军以上领导干部之机达到组织上打击和排挤对他们有意见的海军舰队领导干部的企图。
调整海军军以上领导干部，在李作鹏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一项组织措施。对这一措施的中途被搁浅，他们大为不满，并记恨在心。李作鹏气急败坏地说我向罗总长反映情况是“搞两面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一把最厉害的暗箭”。
在李作鹏看来，“三·二”会上的争论“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认为我和其他犯“错误”的人“今后可能有三种态度:“一是承认错误，决心改正:二是表面接受，实际不通;三是拒绝批评，坚持错误”。并说:“我们希望和欢迎第一种态度但是第二、第三种态度也是可能有的，因此，今后还会有斗争，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在“三·二”会议的报告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当时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批示的一句话，提出:“在工作中一定要时时刻刻警惕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并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海军三届三次全会上，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便策划了一起更大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