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习俗，老人是不能在自己房子外离开的，也不能在房间里离开。最正确的离世有且只有一种：一旦老人确定要离开人间了，就得当即要求子孙们把自己的床搬到厅堂正中间——就在家里，魂灵才不会走散；闽南家家户户都供奉着神明，就在厅堂里，在神明的注视下离开，魂灵才能升天。

因此，老人们到了一定年纪，就开始参与死亡侦探赛，聚在一起，琢磨着身体的各种征兆，切磋着各种杯弓蛇影的线索，像在百米冲刺的起跑线旁的运动员，竖起耳朵，随时听命运发出的枪声。出远门，甚至离自己家远点更是万万不能的，但凡有点死亡的灵感，便要赶紧跑回家来，躺下反复确定看看：是不是它来了。”

真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艰难困苦的时候，支持我们的未必来自书，而是来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特别基本但又特别坚韧顽强的信念，蔡崇达通过《命运》中的主人公阿太就是为了传达这种信念：“作者是要让这些无声的信念、让这些无声的信念所植根的长久的澎湃的生命力获得声音，能够有一个言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命运》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普通的、最基本的生命的一本书。”

阿太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很复杂的，她相信神明，但是她又不被动听神的安排，她有跟命运抗争的勇气，阿太十几岁的时候，神婆就算出她无子无儿送终，神婆说这就是她的命运。阿太却不高兴了，撸起袖子两手往腰间一插说：“那我要生气了，我要跟她吵架了”。民间的生命哲学和生存智慧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直面苦难。

“余华的《活着》是一种很消极的人生观，是不是一个人能苟且地活着，当然这也表现了余华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性态度。但是我感觉蔡崇达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触及这个问题，他从民间发现了积极的人生观，比如阿太说：‘这世间最容易的活法就是为别人而活，如果那个人也恰巧是为你活着，那日子过起来就跟地瓜一样甜了。’”贺绍俊说。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观察到，《命运》中的阿太体现了一种对死亡的自然的开放的态度，甚至达到了无喜无悲的境界，这种来自海边的难以把握的生死命运，和中原文化中对于死亡“哭天抢地”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蔡崇达把命运的非喜剧性的纯自然性呈现出来，把死亡的悲剧性、喜剧性都滤化一下，呈现一种超越性。”

作家、《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则指出，在《命运》的叙述中，蔡崇达通过阿太非常鲜明地展现了一种先进的文明化的女性观。“阿太一直在寻找自己死亡的时间、寻找自己死亡的钥匙。中国人是特别忌讳死亡的，人在99岁的时候应该也很老很丑了，但阿太临死之前生命到终点的光芒，显示出藏在褶皱里的生命也是非常美丽的。”

发布仪式独特且不可复制的地域文化内涵贺绍俊也谈道，“在读《命运》的时候，我很大的体会，最突出的一个体会就是，它真正回到了文学的本身。而文学本身是什么？我觉得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我们为什么要读文学？我们首先不是去读思想、不是去读历史，我们首先是接触到语言，我们是在欣赏语言，有一种审美的愉悦，然后我们才会进入到他要表达的意义，他所写的历史。”

《命运》在叙述上，是采取自述的方式，是阿太在临死给她的重孙讲自己的一生。故事中包含着两个第一人称，一个第一人称就是重孙，即作者自己，他来自述他跟阿太相处的情景；另外一个第一人称就是阿太，她讲述自己的经历，是这部小说的重点。“人物在自述期间有时候为了叙述的方便，偷偷变成了一种客观叙事，但是角色的转换非常自然。”贺绍俊说。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阿太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女性，我们不太清楚她上过什么学，在旧社会怎么过来的，知识储备是哪里来的，不知道。但是她说的话做的事都能上升到普遍的人生哲理。”而读者不在乎她有什么社会身份，也不去追问她的知识储备，觉得她应当如此，这是小说非常有趣的部分。这种原创的绵密细致的叙事风格，涉及对于生和死、神和鬼、灵魂有无等等的探讨，包含着独特且不可复制的地域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