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我们讲讲诺兰谈此次创作的缘起和主旨，以及剧本的撰写。 和 戳链接提取。

对于《奥本海默》这部电影，我是在1980年代在英国长大的，当时大家都非常担心核战争，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奥本海默的名字。1985年有这样一首歌，在歌里说奥本海默是一个“死亡玩具”，是奥本海默让我们进入了原子的时代。

我觉得当“曼哈顿计划”（美国研制原子弹计划）决定下来，而且在科学家们执行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引燃大气层的可能性，但是他们还是决定引爆炸弹，我觉得这是非常充满戏剧性的时刻。 科学家知道不管这个可能性多么小，但是还是按了这个按钮，并且进行了三位一体的核试验测试。我对于这个想法非常着迷，希望可以让观众来到影院，让他们参与到三一核弹测试当中，感受到它对世界的影响。

在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任何一刻是像那一刻一样，在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变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奥本海默这个人以及他所创造出的世界，他在历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故事还没有被搬到银幕上让全球的观众可以去体验。我觉得这是作为导演希望可以寻找到的一个电影故事，我希望可以去弥补这样一个空缺。

克里斯托弗·诺兰：在我看来，其实我所追求的是一些不受时间所限制的，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个时代都能够有一些共性的故事。我觉得奥本海默当时的决策，他所经历的这些故事，对于任何时代都是有借鉴意义的。所幸我们并没有走向核战争毁灭的结局当中，但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科技进步都有这样的风险，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杀伤性，可能会导致世界毁灭。

当我在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跟我儿子说，我们不再讨论核武器了，这是我拍这部电影的其中一个目的。我觉得年轻人也需要时刻警醒、警惕核战争的可能性。可能几年以后，没有人再问这个问题，不幸的是核武器现在又成为了我们大家的关切。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先读了700页的这本书《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他们（两位作者）其实花了25年的研究才编写成这本奥本海默的传记。我在读过这本书以后，首先从奥本海默的视角来读整个故事，我在撰写剧本的时候，其实不太想要马上就跳入编剧的角色，我想尝试用第一视角，比如奥本海默坐在台前是怎样的，进入房间，坐在书桌前说了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写剧本。我不知道此前是否有编剧做过这样，当我完成剧本，展现给我们其他创意合作伙伴的时候，我们讨论把电影拍成什么样的形式，就和他们分享了我的想法，尝试在奥本海默的世界中去生活。

克里斯托弗·诺兰：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实际上也是看到了在整个电影中有很多不同的人物，包括在整个项目中做出贡献的这些科学家。“曼哈顿计划”是集美国全国之力完成的项目，有非常多美国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在其中参与，有超过好几千人。传统的写剧本的方法，就是创造出一对矛盾人物，我们找两三个戏剧对立的人，围绕他们写这个故事。实际在整个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人，他们是有人际关系的，来帮助我们形成了这个故事。所以我们觉得通过好的选角可以找到好的演员，契合这些科学家的气质。里面有很多人，可能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做了什么工作，但你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性格。每天到片场的时候，我都会面对一群这样年轻的演员，他们都对自己的角色进行了研究，知道自己的角色在历史当中做过什么。我们不断地彩排、演练对话，然后在摄像机面前再进行拍摄。这就是我所采用的一种方法，如何在影片中容纳这么多的人，如何让这么多的演员一起合作，体现出整个电影的戏剧性。

克里斯托弗·诺兰：既作为编剧又作为导演，我视其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我最开始是作为编剧的身份在创作，一边写自然会有画面浮现出来。作为编剧创作的时候，不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因素限制，想到什么写什么，因此，我在写剧本的时候，不会受到我作为导演身份的思想上的限制。当然，你在做导演的时候，会想到有这样的画面，到时候怎么拍出来，在项目安排的时候如何去实现？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觉得应当是整个故事的戏剧性，这个故事需要有足够的戏剧性吸引我，吸引观众，这样就可以让观众很好地享受这部电影，这一点是不会变的。对于我的电影，我非常关注的就是我叙事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需要考虑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比如在这部电影当中可以看到，从奥本海默的视角是彩色的部分，但在黑白这一部分是从小罗伯特·唐尼更客观的视角看待的。我觉得在叙事过程中的戏剧性以及如何讲述这个故事，讲述故事的视角是什么，如何使用不同的摄影工具，如何搭建不同的结构、场景，如何布置摄像机，从而让观众和电影产生很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