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蒲松龄纪念馆网站介绍，蒲松龄故居坐落在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蒲松龄去世后，一直由其后人居住。抗日战争期间，故居毁于日军战火，仅剩残垣四堵。1954年初步修复，后又由区、镇、村三级政府有关负责人组成了“蒲松龄故居管理委员会”，委托蒲松龄第十代孙蒲文琪义务管理。1961年，蒲松龄故居被山东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淄博市政府批准建立了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故居近几年出现了漏雨和房屋结构的倾斜等现象，亟需进行科学、合理地保护和修缮。部分对外开放期间，文物修缮及展厅升级改造同步进行。

据悉，在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画像是 “镇馆之宝”，系国家一级文物。该画像由清初著名画家朱湘鳞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绘制，绢质立轴。上有蒲松龄亲笔题跋两则，一则为：“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题。”二为：“癸巳九月，筠嘱江南朱湘鳞为余肖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松龄又志。”

蒲松龄出身世代书香门第。18岁时应父母之命完婚，19岁时初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第一而中了秀才，受到当时的山东学政施愚山先生的赏识，并收为门生，但是蒲松龄在此后三年一次的乡试中，却屡试不第。康熙九年（1670）秋，蒲松龄已有长子箸、女儿及次子篪。为了全家五口人的生计，同时也为了开阔眼界，他应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树百）聘请，南下宝应县署做幕宾，帮办文牍。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告诉记者，其实蒲松龄和江苏有着密切的关系，到宝应、高邮做幕宾是他人生中的重要经历，对他创作《聊斋志异》也有重要影响。南游期间沿途登眺以及苏北水乡的秀丽景色，激发了蒲松龄的小说、诗歌创作热情，近一年间，他即写诗百数十首。在蒲松龄一生最长的远游中，他亲眼目睹了仕途险恶及社会的黑暗，既看到州县官吏遭受上官的凌辱而不能强项的委屈，又看到他们花天酒地、铺张奢侈的另一面，更看到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惨状。

蒲松龄在宝应任幕宾近一年时间，竭力协助孙蕙处理政务，代拟重要书启文告，解救民众疾苦，兴利除弊，智斗恶吏等等，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也留下许多佳话。在宝应游幕期间，人们经常见他身披麻袋，手执笔墨，出没于大街小巷，走访于泰山殿、孔庙、八宝亭等名胜，游览于“九里一千墩”汉墓群、松岗等荒野，喜与人交谈，听到有趣的故事就记录下来。

然而，这种官场生活和代人歌哭的差事，终究难圆自己的科举梦。康熙十年秋，也就是1671年，蒲松龄谢绝了孙蕙的一再挽留，留下了《鹤轩笔札手稿》《南游诗草》和多篇书启文告，踏上返乡归途。蒲松龄以孙蕙的名义，说出了下层州县官吏的艰辛难以强项的处境与灾区的惨状、百姓的困苦，充分体现了他的学识、文采及妙笔，也包含了其吏治、为民思想。蒲松龄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大展宏图，可是却一再没有考取功名。他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却因一部《聊斋志异》而享誉世界。

蒲松龄游幕宝应虽只有一年时间，却为百姓做了大量实事。宝应产的鲈鱼鳞小肉细，非常可口，达官贵人们都以吃到官塘鲈鱼为快事，不仅吃还带走，县府疲于应付。蒲松龄劝说孙蕙智除史弊，将官池改为放生池，并在池边设立放生池碑，说皇上以大德学义治天下，不轻易杀生，蒲松龄还亲自撰写了一篇《放生池碑记》，巧妙地为县府解除了“鲈鱼之患”。此为爱民惠举，被传为美谈。目前，放生池碑设于纪念馆的东北角。

蒲松龄与盂城驿结缘是在清康熙九年（1670），同乡好友孙惠以宝应知县临时调署高邮州，蒲松龄是以幕僚身份一同前往的，他在盂城驿仅工作了七个月，其间还打了一份《高邮驿站》的报告给皇帝，请求多拨一些资金给盂城驿。《蒲松龄全集》中也收录了这篇文章。

“盂城驿”其实就是高邮驿，之所以叫做“盂城”，是因为秦少游在他的诗句里面提到：“吾乡如覆盂。”意思是说高邮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就像书房里洗笔的水盂被倒扣过来的样子。高邮得名源于秦始皇曾在这儿筑高台建邮亭，这是中国唯一一个用“邮政局”来命名的城市，这个名字倒和驿站文化的联系更加密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