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从一季度快速恢复阶段转向后疫情时期的常态化运行阶段。但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仍将继续影响经济恢复。应当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为此，《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
《金融时报》记者：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这为我国经济上半年的发展状态定下基调。您认为经济的恢复和向好体现在哪些方面？
祝宝良：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呈较快复苏态势，总体情况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胜利。按照国际疫情防控经验，全面放开后，从奥密克戎病毒感染达到峰值再到基本结束需要三个月左右时间，随后经济进入快速恢复期。主要是接触性消费复苏带动经济复苏，持续两个月左右后，经济运行回到后疫情时期的常态化阶段。2022年12月7日我国全面放宽疫情防控，2023年1月17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第一波冲击基本结束，前后持续40天，比国际上实际发生的情况要提前50天。紧接着叠加2023年1月21日春节效应以及宏观政策靠前协同发力影响，2、3月份我国经济快速恢复，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4.5%，环比增长2.2%。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前期压抑的消费需求快速释放后，二季度我国经济恢复步伐有所放缓，出现低位企稳的势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6.3%，环比增长0.8%，经济增速低于预期。
一是服务业恢复较快，工业增长动力不强。在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快速恢复的带动下，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7%，而上年同期为同比下降0.4%。餐饮、住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加快。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较上年同期仅回升0.4个百分点；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较上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二季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处于荣枯线以下，工业增长动力不足。原材料工业、轻工业增速较慢，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行业相对较快，但也大大慢于2020年到2022年的水平。
二是消费需求较快恢复，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增速回落。商品消费继续增长，服务消费持续回暖，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上年同期为同比下降0.7%。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7.6%。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8%，较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与制造业投资涨幅逐步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尽管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较快增长，成为外贸出口“新三样”，但受世界经济减速、海外市场需求收缩影响，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价）同比下降3.2%，较上年同期放缓17个百分点。由于服务业逆差扩大，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转为-0.6%。
四是就业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3%，比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较快增长，带动外来农业户籍人员就业形势明显好转。今年6月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8705万人，同比增长3.2%。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3%，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
《金融时报》记者：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请您具体谈谈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祝宝良：一是扩消费难度大。三年疫情严重影响了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资产负债状况，居民消费顾虑增多。疫情结束后，一方面，就业难、增收难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8%，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4.7%，低于GDP增速。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担心就业、房贷、育幼、上学、医疗、养老等问题，开始增加储蓄、减少支出，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提升不大，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倾向约为0.648，低于2021年和2019年同期0.65和0.675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扩张货币政策不一定能够提升消费水平，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公共服务支出，降低育幼成本等措施加以解决。
二是稳房地产难度大。伴随着房地产前期积压需求释放完成，二季度房地产市场从一季度的筑底修复期进入二次探底期，呈现出“投资弱、需求降、库存增、价格放缓”的特征。当前房地产市场继续探底迹象明显，并呈现出需求下降与预期下滑相互强化的特征，对经济尤其是需求的拖累作用明显，亟待政策从供需两端发力，稳住房地产市场。当前，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困境，也是过去房地产行业“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随着我国住房供需不平衡状况的逐步改善，在每户套数和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基本实现了供需基本平衡的条件下，房地产市场从快速发展转向平稳发展。对房地产问题要标本兼治、长短政策结合。
三是稳出口难度大。国际市场需求有所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指出，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上年放缓0.6个百分点，约90%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将放缓。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仅增长1.7%。订单转移、产能转移累积效应显现。跨国公司调整企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分布，部分国内外资企业产能向海外转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和区域产业链已对我国部分产业领域形成替代。疫情防控期间出口基数效应偏高。2020年到2022年，经历三年新冠疫情冲击，我国凭借强大的产业基础和供应能力有效弥补了世界供需缺口，出口（按美元计价）年均增长12.8%，处于较高水平。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21年、2022年中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为15.0%和14.4%。在高基数和高市场占有份额的基础上，2023年我国外贸难以持续保持较快增长趋势。
四是稳企业信心难度大。市场需求不足拖累企业产能恢复。连续三年疫情造成市场需求低迷，企业收入减少，经营成本不降反升，不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企业面临关停风险。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制约经营主体扩大再生产。今年1月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6.8%。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恶化，世界出现去全球化浪潮，影响了一些企业的信心。
五是防范财政金融风险难度大。地方债务风险上升。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收入显著下降，上半年，土地出让金在2022年下降31.4%的基础上又下降20.9%。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高，还本付息压力较大，过度依赖新融资偿债。据万得（Wind）数据显示，2023年地方政府债券到期金额为3.66万亿元，城投债到期规模近5.7万亿元，达历史峰值。在债券到期规模增加、再融资难度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减弱的背景下，城投债打破刚兑的概率增加。房地产行业运行处于下行周期，民营房地产企业融资困难，房企违约事件时有发生。
下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压力不小，但在政策效应和基数效应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仍将延续修复式增长态势，尤其是自2022年4月开始的工业产成品去库存在今年年底基本结束，对工业生产形成一定支撑。
《金融时报》记者：7月份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密集释放的稳经济新举措让各方对下半年经济发展充满期待。您认为我们应从哪些方面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好转？
祝宝良：我们应坚持统筹兼顾短期和中长期，把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相结合，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一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两会的预算报告，尽管扩大了赤字规模、不再大幅度减税降费，但一般财政预算支出还是慢于2022年，体现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偏稳健”。基金预算要求今年比去年增长0.4%，意味着今年卖地的钱比去年还要高，这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基金预算完不成，地方政府的财政就非常被动。应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速专项债券发行和拨付进度，尽快形成投资实物量。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财力下沉，增加基层政府可用财力。精准有力实施货币政策，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信贷合理增长。继续发挥好已投放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资金作用，增强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延续实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和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
二是加快恢复和扩大消费需求和房地产销售。推进房地产市场的恢复和销售回暖，应因城施策支持刚性、改善性住房需求，适当降低按揭贷款利率。松绑一些大城市汽车限购的措施，增加教育、医疗中高端服务的供给，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使消费潜力能够充分释放出来。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提高60岁以上农民等养老水平；研究育幼政策，降低育幼的家庭负担；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适度降低企业的缴纳比例。
三是提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家信心。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从总体要求、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等八方面提出了31条举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对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政策的稳定性、营商环境的公平性、产权保护是最主要的三个因素。应切实落实意见精神，着力在这三个领域做好工作。当务之急是推出一批类似“杭绍台”高铁项目等实际案例。
四是稳订单、稳外贸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应积极发挥驻外经商机构作用，做好贸易促进工作，支持外贸企业赴境外参展、对接洽谈，加强对境外采购商的招商招展。指导企业用足用好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增强接单信心。发挥各类金融机构作用，进一步加大对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加强外贸运行监测预测预警，密切跟踪研判形势，及时了解、推动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五是出台一批提振信心的改革举措。应推动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优化配置，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城市圈发展。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建立住宅金融机构，参与房地产行业兼并重组和保障房建设。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着力加强风险源头管控，硬化预算约束，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发行长期建设债券，置换地方隐性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