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订了三方协议，徐风以为工作就有了着落，“可快到2021年年底的时候，公司内部有消息说要进行业务和人员调整，没过多久，公司的一些福利也减少了”。她回忆说，接下来，公司HR建议她继续在岗一个月，同时找其他工作，之后便是直属领导单独面谈。

“一份HR发来的解约邮件，让我直接从‘天之骄子’变成了失业者。和三方协议里规定的5000元赔偿不同，公司赔偿了一个月工资，多于5000元，但我更想要一份工作。”被上述新能源车企毁约的2022届毕业生刘明说，目前他租住在北京朝阳区，正在为是留下来继续找工作，或是考博，还是回老家考公务员而徘徊，“我很迷茫，突然的解约对我影响很大”。

“倒霉的我，被告知不用再去上班了。”王佳佳说，当时她还想再争取一下，但因为北京疫情，学校延迟开学，公司便以不能及时来线下实习加上业务调整，跟她解约了。由于签的是实习协议，王佳佳连违约金都没有拿到。

和王佳佳一样被毁约而没有拿到任何补偿的，还有就读于传媒专业的北京毕业生张小鱼。公司和她签订了就业意向书，承诺她试用期后直接转正。“可前不久我即将转正时，公司却以各种方式对我进行劝退。我想抗争一下，可公司每天给我超负荷的工作量，让我根本无法完成。”张小鱼说，无奈之下她只能离职。

张丽云分析说，违约金的数额是利益权衡的结果。学生有可能因找到更好的用工单位或升学而违约，作为没有工资收入的一方，学生的支付能力有限，承担5000元以下的违约金是合理的。如果三方协议中违约金标准太高，一旦学生违约，就会出现支付不能等问题。

“从民事合同的角度来看，双方约定上限5000元的赔偿没什么问题，但是从三方协议违约给学生带来更大伤害的角度看，约定用人单位违约多赔偿一些也具有一定合理性。”沈建峰说，从进一步提高对就业学生的保护、规范就业行为的角度看，应当重新考虑三方协议的定性，不应当把这种协议理解为民事协议，适用民事法律，而应当将其理解为劳动合同，适用劳动法律，以此提升对就业学生的保护力度，防止任意毁约行为。

沈建峰也提醒应届毕业生，招聘中存在一些不合法的、侵害学生权益的行为，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受到侵害的要依法及时维权。他相信，随着国家针对企业一系列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的出台，努力为企业发展纾困，不久的将来企业一定会创造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