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日本动漫《进击的巨人》迎来大结局，引发网友热烈讨论。作者谏山创的名字被粉丝反复提及，但骂声居多。大家纷纷吐槽结局“顶级烂尾”“跌破眼镜”“十二年错付”……
那么问题来了：这部曾经被捧上天的神作为何在收官之际突然口碑崩盘？是什么样的结局能够引发人们异口同声的吐槽，甚至是谩骂？
在小北看来，主角艾伦处理冲突的方式是一个很大的槽点。为了终止巨人和人类之间的战争，艾伦不仅控制了巨人之力，还屠杀了除自己种族之外的八成人类。在他看来，只要双方力量“均衡”，就可以避免战争，从而实现“永久和平”。可想而知，这种“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完全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
在这里，小北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通过“均衡”实现和平的路径是否可行？如何才能化解国家之间的冲突，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不妨从“均衡”一词说起。
“均衡”（balance）和“平衡”（equilibrium）在某些方面可视为同义词，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学科，如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平衡是指若干独立存在力量构成的体系内部的稳定。面对外力的侵扰或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化等可能打破平衡的状况，该体系都显露出重建平衡的趋向，无论是恢复原有的平衡还是形成新的平衡。
人的躯体内就存在这种平衡。当人体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发生变化时，只要体内各器官的变化不干扰身体的稳定，人体的平衡就会得以持续。在各器官发生成比例的质和量的变化时，人体的平衡尤为典型。但是，当人体由于外界侵扰而受伤或失去某一器官、罹患癌症或其他病变时，平衡便受到了干扰，这时身体便试图重建平衡以消除干扰。新的平衡程度可能与受干扰前的平衡程度相同，也可能不同。
平衡这一概念也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经济学中的平衡反映经济体系中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如储蓄与投资、出口与进口、供应与需求、成本与价格各对概念之间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本身已被描述为“权力相抵”的体系。
以上所有平衡均基于两项假设：第一，相互平衡的各因素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或者是有权生存的。
第二，各因素之间若不存在平衡状态，其中一个因素就会居于主宰地位，侵害其他因素的利益和权利，并且最终可能毁灭后者。
因此，平衡的目的在于，在维持体系稳定的同时，不容许破坏构成体系的诸因素的多样性。用以维系平衡的方法是，允许诸要素保持彼此在一定程度内相反的趋向，使一种趋势不至于强大到压倒其他趋势，但必须足以防止别的趋势压倒自己。
在政治领域，权力均衡有两种典型模式，一是直接对抗模式，二是竞争模式。具体说来，权力均衡的方式包括分而治之、补偿政策、军备、联盟等。
其中，一个国家试图运用自己拥有的权力来维持或重建权力均衡时，使用的主要手段是加强军备。军备竞赛是一种不稳定的、动态的权力均衡的典型表现形式。军备竞赛必然导致军事负担的不断增加。军备费用将越来越多地吞噬国家预算，并带来越来越深的恐惧、猜疑和不安全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与英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及法国与德国之间的陆军军备竞赛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若干国家间维持均衡，以阻止任何一国强大到足以威胁其他国家的独立，这种权力均衡的观念曾经盛行一时，并成为人们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则。
然而，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衡量双方权力的天平，因此，对权力的计算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权力计算的不确切性也使得权力均衡无法得到真正妥善的运用。这样看来，在《进击的巨人》中，艾伦刻意营造的“均衡”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由上可知，在历史上，权力均衡确实一度被视为实现和平的条件和部分国家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真正的均衡往往难以实现。均衡理论预设了潜在的各方势均力敌，以致于互相威慑，谁也不能从交战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事实上这种情况永远只存在于概念中。
对于均衡理论的质疑可以从三方面展开：政治的、心理的和实践的。
首先，当领导人变得绝望时，他们可能会诉诸武力，即使此时军事平衡是不利的，并且没有理由怀疑对手的决心。
埃及领导人在1973年决定使用武力，不是因为他们误判了以色列的决心或者可能的反应，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容忍自己的脆弱和被束缚，他们预计持续的不作为将产生严重的国内和战略后果。
日本在1941年12月袭击美国的决策与此类似，日本人完全了解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尤其是美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基础，然后日本人依旧对美国发动了袭击，因为他们妄想通过一场有限的胜利，促进解决战争冲突。
日本军方设计了一个巧妙且大胆的策略来抵消对手的优势，他们通过空中打击和突袭来压制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对手将接受最初的灾难性失败的政治后果，不会为了获得主动权而战斗。
埃及和日本的事例表明，一方在发动战争时，另一方的能力和决心只是他们考虑的因素中的一部分，他们还受到国内政治压力的影响，国内政治压力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并影响他们对于军事平衡未来走向的判断。
其次，心理的组成部分也是重要因素。当政策制定者认为有必要挑战对手的承诺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目标可以实现。政策制定者可能说服自己他们可以在不挑起战争的情形下挑战对手的重要承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迫让步，所以他们希望对手也会如此迁就自己。政策制定者也可能从这样的幻想中寻求安慰，即如果危机失控，战争爆发，他们的国家可能会以较小的代价取胜。
例如，七月危机中，德国领导人自信有能力将奥匈——塞尔维亚战争局部化，尽管所有迹象都与他们的想法相反。塞尔维亚的被灭只会加剧俄德之间的敌意，使俄罗斯更靠向法国和英国，从而为两个集团之间爆发新的、更激烈的冲突创造条件。
日本袭击珍珠港也是基于一厢情愿的战略决策的一个事例。日本人确信，针对美国在太平洋军事基地的成功反击将迫使美国撤出西太平洋，从而日本可以在这一地区为所欲为。
然而美国的反应正好与之大相径庭，美国舆论因日本的“偷袭”而震怒，意欲用战争教训日本。罗斯福总统等在二战中费尽周折，才将美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指向对美国更严重的威胁——德国，而且他们是正确的，但是当时美国舆论对惩罚日本更感兴趣。
第三，均衡理论忽视了发起战争的现实动机，并不存在静止不动的绝对均衡，即使是以均衡为目的的一些预防性措施，也可能演化为背离初衷的对抗性战争。某些极端情况下，就算实力相差悬殊，或者不存在明显的机会，军事挑战也可能被实施。
例如一般人都认为美苏冷战期间的相对均势带来了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而事实上这种均势以及和平也只存在想象中。
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肯尼迪政府的战略集结、部署于土耳其的第一次打击武器，以及美国国防部和军事部门领导人声称的，他们能在反打击中不失去美国25%人口的情形下摧毁苏联……
这一系列旨在增加苏联挑战成本的尝试，反而使挑战对苏联领导人更具吸引力。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都将古巴导弹视为遏阻美国对古巴和苏联进行军事和政治威胁的手段，而这些刺激赫鲁晓夫的美国行动，反过来被肯尼迪总统视为针对苏联威胁的谨慎的预防措施。
两国领导人试图约束对手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均衡的范畴，而导致了双方极力避免的那种对抗。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所谓的权力均衡无法保证和平，国际危机的发生又会威胁和平，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人类走上通往和平的道路，避免无休无止的战争呢？
面对这一问题，学者摩根索认为，社会冲突源于人的权力欲，而国家无限扩大自己权力的欲望，会在一定国际条件下导致战争。寻求普遍和平只靠制约权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造国际环境。他提出了这样一条争取普遍和平的思路：
1.应该阻止国际政治中破坏性和无秩序倾向的发展。在这方面进行过的最持久的努力就是裁军，但裁军本身并不能制止战争。裁军的努力迄今为止从未成功，因为它实际上反映的只是有关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由于同样的原因，其他诸如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国际警察部队、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国际争端等手段，也都没有成功的希望。
2.种种“治标”的方法难以奏效，根本的途径在于改造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国际和平与秩序处于不稳定状态，是国际体系本身无中心造成的。不形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国家，就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世界国家应以当代民族国家为榜样建立，因为只有国家才能保障社会稳定。不幸的是，在当代世界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世界国家无从建立。
3.在建立世界国家之前，首先应创造出一个国际共同体。国际共同体形成的前提条件是一种新的国际共识和国家间的和解，实现国际和解的手段是外交。但是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外交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它的作用降低了，外交必须获得新生。
摩根索承认在当代条件下成立世界国家是不现实的，他只是把最终建立世界国家当成永久和平的唯一保证。在他看来，国际战争的根源是国家利益的相互冲突在无政府条件下无法调和。
然而，历史上的许多战争即使从表层看，也不是由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引起的。根据摩根索本人的统计，从1840年到1941年的一百年间，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的比例是一比三。
他的国家利益论解释不了内战，而内战诱发国际战争的例子不胜枚举。二战之后的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孟加拉战争、柬埔寨战争、阿富汗战争，都不是单纯的国内战争或国际战争。战争的根源不能仅从国际社会的无秩序状态和国家间的利害冲突中去寻找。退一步说，世界国家即使能建立，也不能保证永久和平。
其实，用国际政府来防止国际冲突的设想，是建立在国内社会的稳定比国际社会的安全更容易保持这样一个结论之上的，但这一前提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对于当代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国内发生政治动乱的危险比外部入侵的威胁更为严重，国内安全问题比国际安全问题更为迫切。当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还在为其社会凝聚力而担忧时，建立所谓“全球社会”所必需的内聚力又从何谈起？
如果说国内社会安定的基础是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公正的话，那么国际和平也只有在世界经济稳步发展、国际生活民主化、各国人民的意志得到充分尊重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巩固。
因此，摩根索关于普遍和平的主张仍然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至少在现阶段难以成为现实。但他的探索仍然是极富价值的，正是这样点点滴滴的探索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的方案，使人类社会不断取得发展和进步。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理查德·内德·勒博是冲突预防和管理领域的专家，他认为和解的一条路径，它的主要触发因素在于冲突一方的领导人承诺要进行国内改革与调整。
20世纪70年代早期，埃及的经济陷入了混乱。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认为，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埃及必须实行经济自由化。萨达特同时也认为，国内的这种转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阿以冲突。在1973年战争未能通过军事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后，萨达特为创造吸引来自西方的外国投资与援助，开始积极寻求外交解决办法。
萨达特希望，在美国斡旋下同以色列达成的和平协议将为埃及经济自由化的成功创造条件。美国将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与技术支持来推动埃及经济的增长。在更加安全与稳定的环境中，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资才会涌入埃及，促进经济的增长。
埃及只有经济增长了，才可能开始解决面临的基本基础设施和社会问题。同以色列的和平至关重要，不仅是因为和平所带来的直接利益——西奈油田被归还和结束羞辱——而且和平提供了埃及向西方开放，尤其是向美国开放的机会。
通向和解的第二条路径是，领导人认为应对国内外劣势的最佳途径或者唯一途径是与对手合作。这种关切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和约旦在中东和解的根本原因。
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总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他对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SCUD)袭击非常担心，他认为以色列将面临日益严重的来自宿敌的生化武器的打击威胁。由于以色列还不具备防御这种武器的能力，平民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危险。虽然以色列可以报复，但是在拉宾看来，这种报复不能达到威慑的效果。
因此，同巴勒斯坦人与叙利亚达成的和解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另外一个驱动因素是，拉宾专注于同美国的关系。美以关系一直是拉宾的关切。老布什政府已经在贷款担保问题上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将担保问题同冻结西岸(West Bank)定居点问题相联系。两个问题——非常规袭击的威胁和修补美以关系裂痕的需要——相结合，激发了对和解的兴趣。
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面临的压力更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正处在历史的最低点。海湾战争后，阿拉法特和巴基斯坦解放组织失去了来自海湾国家的财政支持，阿拉法特无力支付西岸和加沙(Gaza)的大量工作人员的薪金。在这两个地方，巴勒斯坦的本地领导人发动了起义，而且其自治能力不断提高。公开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哈马斯”力量越来越强大。苏联的解体及其支持的丧失也促使阿拉法特走向了和解政策。
此外还有其他路径，如对第三方的共同恐惧。这条路径在1905年到1914年的英法关系中发挥了作用，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和解中发挥了作用。经济因素可能也很重要，如联邦德国实行东方政策(Ostpolitik)时期的两德关系，但非根本性因素。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心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像《进击的巨人》中的主角一样，通过强行均衡的方式实现永久和平，我们也无法彻底避免形形色色的国际危机的出现，只能设法进行妥善的危机管理。
但是，对于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从未放弃对和平的珍视与呼唤，也从未停止争取和平的尝试和努力，许多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危机的案例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与思索。通往和平的道路固然荆棘丛生，但是唯有不断披荆斩棘，才有机会看到前方盛开的花朵。
过去半个世纪最优秀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深化你对国际危机和冲突管理的理解。
原标题：《《进击的巨人》“烂尾”，艾伦的和平奢望有多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