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昆德拉就此认为抒情诗是一种天生携带幼稚缺陷的文体，而小说凭借讽刺语调成为成熟文体，这种看法难免以偏概全。首先，诗歌完全可以采用讽刺语调，而且许多诗事实上早就做到了对人的存在的精深勘察。且不说别的语言中的大诗人，和昆德拉同时代的捷克诗人——霍朗、塞弗尔特、赫鲁伯、奈兹瓦尔等——都曾写出过勘探人的存在的优秀之作。谈到诗歌，昆德拉少有不是讽刺的语气，唯一显著的例外发生在1985年，在奥尔佳•卡丽斯勒对昆德拉的采访中，当她问昆德拉受到何种影响时，昆德拉列举了三大类作家。首先是“第一时作家”——拉伯雷、塞万提斯、狄德罗等，然后是20世纪中欧几位杰出的小说家——穆齐尔、赫尔曼·布洛赫、贡布洛维奇。昆德拉最后提到的是捷克现代诗歌，他说对他而言，那是一所想象力的学校。昆德拉特别提到霍朗，甚至认为他可以和里尔克、瓦雷里相提并论，他还引用霍朗去世时塞弗尔特的评价：“带着蔑视，他在自己身边扔下他的诗句，仿佛把一块块生肉扔进波希米亚这个令人悲伤的大鸟笼里。”换言之，昆德拉对于诗歌的鉴赏力没有问题，但他习惯性地为了辩护某物而贬低另一物的论说方式，使他有意无意地夸大了诗和诗人的缺陷，而且这种论说方式也为他日后和捷克作家之间发生龃龉埋下了伏笔。

但在捷克斯洛伐克理解昆德拉的人好像并不多，大约十年前，我在《布拉格精神》一书中读到伊凡·克里玛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对谈（谈话发生在1990年的布拉格），他们不可避免地谈到昆德拉，克里玛语气中对昆德拉的厌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克里玛在谈话中直率地批评昆德拉表现捷克人生活的方式：“捷克人的生活很艰难，昆德拉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生活的艰难是多方面的，比昆德拉让我们看到的复杂得多。——他所描绘的是一幅讨好西方读者的图景，因为他证实了西方读者的期待，确证了善恶较量的仙女传说。——可是捷克的读者很清楚，现实绝非仙女传说。”克里玛也指出，捷克部分知识分子反对昆德拉是因为文学外的因素，认为昆德拉获得国际地位之后，便干脆抛弃了他的同胞，让他们独自与邪恶势力做斗争。事实永远是复杂的，昆德拉的朋友克洛德·鲁瓦则为好友辩护，认为昆德拉并没有忘记祖国，抹去他的过去，只是以更强硬的态度回击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