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0年时间做一件事，很有挑战性，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果，首先要感谢汤一介先生。他是《儒藏》的灵魂，完成“精华编”也是了却汤先生的部分心愿。汤先生坚持学术标准，用他温柔敦厚的品格、和而不同的理念，把不同领域、不同风格、不同国家的人凝聚在一起，他在《儒藏》编纂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饶宗颐先生、李学勤先生都对《儒藏》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汤先生过世后，我接手负责这个项目，实际上还是在汤先生打下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新阶段这个项目怎么做，我们开过多场专家座谈会和研讨会。在确定了基本规模之后，选目及编纂、研究的工作，需要学界协同合作。“精华编”有近500位学者参与，下一步将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凝聚更多老中青学者，也包括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学者与我们合作，以更加优化的方式开展工作。

王博：当下做《儒藏》的编纂工作，有四个优势：一是有更好的社会条件，整个社会有更好接受传统文化的氛围；二是有更好的学术积累，过去20年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都达到了新高度，也为《儒藏》编纂做了更充分的学术准备；三是有更好的人才队伍，有更年轻的学者成长起来；四是有更好的科技力量，北大有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数字人文团队，帮助《儒藏》搭建综合性编纂、研究和学术交流平台。

今天看《儒藏》对后人的精神财富，就要回到汤一介先生发起项目的初衷。20年前，他就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文化眼光、世界眼光，去思考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如何面对历史文化传承问题；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国，如何对世界历史文化做出新的贡献的问题。他在75岁高龄，想做这样一件几十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事，背后是对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建设的关切。汤先生有深切的文化关怀，《儒藏》做的就是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弘扬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成为时代精神，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动力，赋予了我们更多社会责任。中国发展至今，让我们能更从容、理性、平和地思考和历史文化的关系。当后人看《儒藏》时，一方面把它看作学术文化项目，另一方面看到的也是时代精神的变化。

王博：今天中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空前，做得好的地方很多，比如文物保护的意识和行动深入人心，对古籍的摸底、保护、整理，还有对古籍的研究、相关人才的培养都有了很大进步，近几年报考北大哲学系、有志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年轻人比前些年也多了。中国国家版本馆的落成也是让人高兴的事。可以说，政府、社会和文化界形成合力，扭转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

当然，我们还有需要加强的地方，比如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说的就是守正创新的精神实质。用现代眼光解释和发展传统文化，从学理上把传统文化讲好，这是基础性工作。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这是“道”的层面，也就是无形的价值和精神指向的形而上层面。与“道”相对应的还有“器”的层面，就是有形的文化产品，这是形而下的层面，就是要创造性发展传统和现代交融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让文物活起来、古籍活起来、传统文化活起来，更好地接近大众。

王博：“未来已来”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词，让我们更关注未来。“过去未去”是一个客观认知，代表我们对当下的理解。人一方面由历史来规定，另一方面由对未来的想象塑造。历史感不仅通向过去，也通向未来。历史本身是有吸引力的，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本身具有巨大引力，人伦日用之间有很多传统文化因素仍然活跃，它并不仅是存在于历史书本的东西，而且在现实中生动地体现着。其他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也是如此。

“过去未去”跟你喜欢不喜欢没关系，它是客观存在，我们必须去面对它。“中国式现代化”是面向未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文明传承下来的，它是传统和现代交融的现代化。

王博：海外华侨华人本身具有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生活在跨文化环境中，既对中华文化有了解，同时又深受住在国文化影响。要关注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既要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又要讲清楚不同文明的相通之处。比如东西方文明都强调对家庭的重视、父母对子女的爱，只是方式不同。做好人与人的交流，就能让他们更多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

世界上有不同的人文精神，“人之所以为人”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答案。文明的交流互鉴本身就包含人文精神的互鉴，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对人的重新认识。对于下一代的成长，最重要的还是塑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重视传统文化、重视文明互鉴，是弘扬人文精神的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再谈教育。教育对人的塑造很重要，社会、学校、家庭三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