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法院里，法宣工作者是和时代联系最紧密的人，因为他们见证着社会前行的每一次跨越，记录着司法改革的每一个节点。他们以一个新闻人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法治世界。真正的新闻，是有生命力的。重读一篇篇闪烁理性、深藏温情的新闻作品，令人心潮澎湃；重温一个个历经艰辛、精益求精的创作故事，让人久久回味。人生很短暂，也很漫长。在法宣这条道路上走得越远，越觉得孤寂，但他们知道，不管铁轨延伸到何处，总有法宣人向着下一个站台出发；不管太阳西沉于何处，总有记录者向着新的日出眺望。“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他们的荣光永远在前方。提笔万水千山，落纸倚马千言。正是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同行者，才能让我们见证着时代的盛事，聆听到最细微的声音。

在这个岗位驻扎11年，报纸、茶水、采访本、录音机等曾经的秘密武器，记录了所有的光荣与梦想，但现在几乎被束之高阁。如今的工作节奏变成：每天6点打开各大APP、微信微博，感知一下当天的舆论“水温”；8点喝上一杯咖啡开工，边开会（开庭）边写稿，边回复记者们的问候，边向领导汇报工作，穿梭于内网外网、手机电话；午后1点再来一杯续命咖啡，编发自媒体稿件，各流程审稿，应对各种奇怪的、高深的、优秀的要求，深呼吸点击推送后，开始各大群吆喝“转发、在看”，同时忐忑等待各路粉丝雪亮的眼睛来“不吝赐教”；晚上11点，再刷一波阅读量。

看着这些，有没有感觉到我又骄傲又焦虑？

法院新闻宣传，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文化传播活动，给每个人的人生、每段文字的流动，都赋予宏大意义。坐在电脑旁，给那些号称改革创新的小举措或大思想穿针引线，填补引人注目的故事，再制造一些稍有陌生感的标题——我把这叫作青春岁月里记录的法治中国碎步前进。

从2008年开始，我到宣传战线，彼时正是报纸、广播、电视的主战场，有些门户网站刚刚萌芽。由于广电技术门槛高，而我又偏好文字创作，就深深陷入最高人民法院机关报《人民法院报》的采编里无法自拔。马不停蹄去采访，去创造各种遇见，遇见隐藏在制度背后的故事、潜藏在制服背后的精彩。

促使我年复一年记下去的，是一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问卷调查结论。调查发现法官、律师内部对于法院有较高的评价，而在普通公众眼里，那些到过法院、有过诉讼的当事人评价也不错，反而是那些没有接触过法院和法官的人却评价最低。明明身边都是“比你有才华还比你努力”的同事，不应该沉默在这份调查里。

不了解则不信任，这也许是解开魔咒的钥匙所在，这也从实践层面上证明了向外传播我是谁、我怎样工作的必要性。

每一次外出采访都是一次田野调查。记得2012年，浙江省5年一次的人民法庭会议前，我们在琢磨了全省60多个法庭工作材料后，又选取6个基层法庭分别代表城郊、山区、海岛，开始一个星期跟踪采访法庭法官的日常。离婚纠纷是法庭最为稀松平常的案子，男女被判离婚，男方不接受，带来一帮亲属要将女方强行带回继续做老婆，法庭法官常常不得不动用警车将女方送上一程。

同样是婚姻纠纷，女方要求男方把订婚时的“生辰八字”完好无损地交还自己，否则“女方将一世无好运”。法官不得不将“八字”问题一并调解，虽然不写入调解笔录，但要督促男方自行归还。

这些在法学院里学不到、高院机关里想不到的细节，有意思也有意义。法庭会议当天，报纸加印，发到现场每个人，司法智慧被看见。时任省委政法委书记王辉忠到会指导，手拿报纸，对于法庭作为司法最基层的神经末梢，在定分止争和基层治理中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肯定。

2017年4月，跟踪采访执行专项巡查。当我连续半月每天和执行干警、律师进行座谈，以问题为导向，干警们谈得情真意切，律师们谈得兴致勃勃，简直是刹不住车。那半个月，尽管每天结束座谈时脑袋都疼，睡觉也是天昏地暗，但很是惊觉深入采访调研的重要性。并在之后的采访报道中，明白“赤脚执行”与当事人面对面交锋的意义所在。

深入采访让我深深懂得，在现实面前需永远保持谦卑。每天更多的是在创作，号称要用体制外的表达方式传递体制内的司法价值观。这表达方式、这司法价值观，都是我随着探索更深一点就喜爱更多一点，每每都有get到真实环境体温的内心愉悦。

与您同行：我多么骄傲

外出采访，像个背包客一样穿上舒适的便装，背上双肩包，搭乘高铁，去遇见。那里有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还有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见的人。这成为舒适区外的一种遇见，在日益沉默的循环往复中，遇见彼此生命的热情。

还记得破产法官李曙光凝望着空中说：“伴随破产从小众到热词，破产已经成为我终身的事业，到了这个年龄你得有自己的专业。”还记得金融法官李洁在酒店房间的深夜，谈到成长的烦恼，边哗哗流淌着眼泪，边倾诉得滔滔不绝。

人物采访是我最喜欢也最擅长的宣传。每次和那些被采访对象深入交流，我都发现身边的光和暖，看到他们在俗世挣扎里保持的行动力，以及由行动而生的内心欢喜。

2017年，我采访了两个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视问题为财富，去专研去攻克去推进去写作。鞠海亭是瑞安法院院长，以前办案时遇到疑难问题，哪怕案子调解了，那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还要专研下去，直到写成论文，被院长批示“全院学习，类似案件可以参照此观点来处理”。

行政庭长危辉星十多年从事行政审判，体会到行政审判的独特魅力有多深，感受到的重大缺陷就有多大。判行政机关败诉，你的法治情怀很爽，司法监督了行政行为，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当事人要来解决纠纷的，起诉目的是要赔偿，而非推动政府依法行政。为这问题，他四方奔走，大声疾呼要法律给行政法官一身盔甲、几件兵器。当行政诉讼法修改通过，世俗的法律正在发生作用。

每次稿件完成，修改审阅的过程也是深深地博弈和相爱相杀。曾自嘲“审稿如减肥，耗时越长越骨感”，但在对现实的理解中，也记录了自己的稳健成长。这也让我明白世俗有多美，它根植现实推动进步。

时至今日，这些我采访过的法官仍会在微信里、报纸上以文会友。即便相忘于江湖，那一刻的相遇，也融入了日后的岁月里。留在记忆里的是滚烫真心，还有猝不及防的成长。

经过激烈的青春，在自以为已经到达温和派的年龄和心态时，走进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渣如我，惶恐地看着网络技术的异军突起和与日俱增，从微博、微信到各种新闻客户端，怎样更为精准地传播体制内的健康力量？

长期以来，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法院宣传有着先天优势：第一，新类型案件多，新情况先发，新闻性强；第二，公开理念超前，宣传的可操作性强。由此出发，新闻发布会等也成为浙江法院拳头产品。而我也长期在传统宣传优势的“信息茧房”里，深信内容才是宣传人的初心，甚嚣尘上的自媒体，不过是自娱自乐的消费。

直到2018年夏天，最高法院举办的融媒体培训班上，原创歌曲一鸣惊人、微信“10W+”势如破竹、抖音等平台强势推行……一下把我从“信息茧房”惊醒，原来外面的宣传工作已发生如此巨变，写新闻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尝试着拥抱新媒体时，我的未曾有过理论基础的实践似乎有着以下阶段：

一是策划显得尤其重要。今年年初，配合浙江省两会法院工作报告，我们策划“我们办过的大要案”栏目，让承办法官从判决书背后，走到新媒体前台解读办案中的自由心证过程，以亲历的司法故事来引领社会价值判断。

第一期就引爆全网，台州法官对协助亲人安乐死的被告人判缓，迅速上了微博热搜，本地报纸《都市快报》为此开设专栏；第二期蹭了《啥是佩奇》的短视频热点，恰逢全国首例小猪佩奇维权案在浙审结，法院内的《啥是佩奇》也立马站在舆论“C位”……

一期期做下来，我和报社达成最为雄心勃勃的壮志，把“法官心证实录”做成品牌，年底集结出书。这也算是浙江高院官方微信“浙江天平”的第一个周边产品。

二是标题成为新媒体作品成败的关键。新媒体时时刻刻用数据提醒你，这个推文的传播价值几何。在官微信息饱和、市场似乎已进入下半场时才闯进来，我被扔下多少个街区不说，思想也还停留在做内容的阶段。

就这样，小编成了我微信大数据里最亲密的人，每天对话框盖的都是摩天大楼。最沮丧的一次，从丽水出差回杭州的高铁上，为一个故意杀人案的推文，从大小标题到遣词造句，再到标点符号，我前前后后折腾了小编近两小时，来来回回。直到最后一刻，想到这个死刑案还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我们作为官方微信，怎么能做成如此详细的故事宣传？

一个激灵，告诉小编：“先不发。”那一刻，她一定是崩溃的，而我也该下车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夜风吹来，顿觉生无可恋，一路都在细枝末节上纠结，至“死”方休？

那个碌碌无为的夜晚后，我迷上了改标题——这才是用户是否打开的关键。

如果官微的推文是一定要客观中立的，那么标题是带动情绪的杠杆，给用户希望或焦虑，建立关联性吧？这也成为我无数个沮丧和焦灼的新媒体日子里，少有的乐趣所在。

三是流量成为新媒体时代GDP。新媒体最区别于以往的是，有WCI排行榜。我开始像追逐GDP一样追求流量。

此时的我，已和小编成为微信里最为默契的宣传人，我说一分，她懂五分，做出来还有可能满分。

各重要会议上，她像我的核武器一样被带着走。150人的互联网法治论坛上，她做Vlog，修照片，设计推文。直到曲终人散，在空空荡荡容纳300人的大会场里，一张桌子，两个电脑，三个人（我、小编和另一个宣传员）。我问她们：“好大的工作室，有没有一点骄傲？”就这样，“我们仨”工作室诞生。

还要琢磨领导、法官、粉丝要什么，为明天的选题焦虑，常常陷入这个热点要不要跟的沉思，导致线下随时看起来心事重重，仿佛有800万生意要谈；推送后为每条的阅读数焦虑，并且随时打开推文一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10w+”啊？一不小心朋友圈又来了一波，导致线上随时看起来鸡血满满，仿佛战斗力爆棚的卖货微商。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再是那个岁月静好的自己。问同事：“怎样才能叫停一个满腹牢骚的人？”她说：“让她吐完槽就好了呀。”

四是重回内容为王。这只是我的理想愿景，希望跑马圈地、引关圈粉之后，内容为王。设想在这个网红经济时代，产生我们的“法制网红”“法院IP”。用IP的个人魅力来凝聚“法”圈子文化？类似于电视台前些年为名主持名记者出书，通过名人效应来增加自媒体与受众间的黏性。同时，也在一日日曝光“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在想什么”的过程中，塑造员额制改革后的精英法官形象，像养花养草一样，靠着一日日的细节来培养有思想、有素养、有情怀的法官形象。对于法官个体而言，在午夜梦回、茶余饭后，传递内心深处关于法律的理解、关于社会问题的思考，试探出民意的接受度，试探出与这片热土的匹配度。

另外，不互动则无互联网。新媒体更诱人的地方在于互动性。我喜欢“正午故事”公号，其中有个“正午信箱”栏目，相当于过去报纸上的“编读往来”，读者光怪陆离的问题，编辑妙趣横生的回答，一来一往增强互动性。我有时也在想，是否可以借鉴一下，组建法官团队回答受众问题，当然这问题必须是普适性的，不涉及个案处理，既能实现自媒体情感累积，也有利于揭开法官的神秘面纱，让司法的主流价值、主流声音不仅被读到，更被看到、被听到、被联系起来。

回到初心：我是怎样跑偏到法院宣传上来的？

在法院宣传岗位日益兵荒马乱时，很多人会想起自己也是法学科班出生的。

这个事情在司法改革大幕将要开启时已经思考过了。面对和法官岗位一刀两断的现实危险在即，我先是徘徊失落一阵儿，绕着大门口的马塍路和同病相怜的小伙伴从社会地位、职业发展和个人喜好一圈又一圈地聊，在选择和被选择中自我疏导很快满血复活，等到座谈会上，就有了“另一种方式参与司改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慷慨激昂。

德国有法学大家说“很多诗人都是法学院逃逸的学生”，耳熟能详的有：歌德、泰戈尔、卡夫卡、海子等，可见法学和文学的不解之缘。

我在回想自己是怎样从法学本科跑偏到法治宣传上的呢？其实，追求真相和正义的法官之梦，也该是我性格里的应有之义呀。但第一次觉得不适合是在大一时，法理学老师疏义红是我们小女生的男神，他课堂上的一个例子冲淡了我的法官之梦。村里有个小子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其父大义灭亲、痛下杀手，村民无不称快，但父亲却是结结实实的故意杀人罪。事发后，纵然有村民联名上书，终究也难逃法网。

这是为民除害还是杀人犯罪？我当时很是警觉：自己的感性很难去做一个理性的判断者。

第二次是在和中文系的闺蜜聊天时，她居然说法学说到底是很世俗的学问，这对我又是一次冲击。世俗，年少轻狂者最为反叛的东西呀。法学之前在我眼里是代表着公平正义的大词，一腔热血才对，怎么就世俗了呢？仔细回味，法律就是为世人理清行为边界，法官是那个靠理性理清边界的人，而我的感性却好像更支持我游走在框架里。

当然，随着年龄增长，我认识到所有的美，都建立在俗的基础上。但那时就顺着天性徜徉在文学海洋里，跟着那位闺蜜一起看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丰乳肥臀》，看文学院才看的小众电影《罗拉疾走》《发条橙子》，甚至跟着她喜欢的某电台主播追校园乐队的演出。所有疯狂的事情都是和她一起完成的。

而法学理性培养总是不到位，至今还是个感性的人。来到法院，我想少年审判应该是最适合我的吧，面对的是罪错的孩子，还有感性的发挥余地。

突如其来、日复一日的新媒体工作压力，像要把我压垮。连女儿都看得出来，问我能否申请换岗位。负重前行固然不美好，有那么多琐事要安排，有那么多错别字要纠正，有那么多举棋不定要定夺，有那么多委曲求全要忍受，有那么多错综复杂要梳理，真是想“头发甩甩大步地走开”。

But anyway，为什么你不可以？为什么你的人生就能超越这些？你内心认定的不可以，到底是对未知的不自信还是对复杂的抵抗？抑或是一种不自知的清高？

人生苦难重重，谁都不是特殊的。你也不是。

每天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和那些一起从事司法宣传的同行并肩作战。读到好书，忍不住分享给对方；工作遇到迷茫，毫不犹豫联系对方；在自嘲“读书万卷一条钝汉”的相视一笑中，在现实面前保持愉悦心情。

原标题：《【法律人生】我的骄傲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