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做科幻电影的人比起台上坐着的几位，也多不了多少，但这也真的是我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聊。」6 月 11 日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科幻电影周主旨论坛上，监制王红卫发出这样的感慨。
除了王红卫，参与这场圆桌论坛的还有《流浪地球》系列的导演郭帆、《独行月球》导演张吃鱼、《九层妖塔》《749 局》导演陆川、《被光抓走的人》导演董润年，和国际视效艺术家 Pete Bebb。
过去几年，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科幻电影背后几乎都有这些人的参与，很难想象，这居然是他们第一次在行业论坛里相聚。
一个在初创阶段，有着极大市场和艺术潜力，但也有着极大创作难度的品类，更需要参与者间保持高频且高质量的交流。
这是为什么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推出「科幻电影周」的原因，除了通过展映为普通影迷提供精彩的科幻电影，「科幻电影周」也成为从业者探讨、交流业务的重要场景。此外，包括《科幻世界》等在内的 IP 方在电影节期间举行了一系列专题活动，也实际推动了优秀科幻 IP 的版权交易。
在主旨论坛里，这种讨论既包括对科幻与科技、文化、以至于人类命运之间关系的顶层架构的探讨，也包括对概念艺术、科学顾问体系等具体实践细节的交流。与此同时，这种经验分享也不仅仅限于成功经验的提炼，更包括对经历过的挫折，和走过的弯路的复盘。
对于初始阶段的中国科幻电影行业而言，这样的交流机会是极为可贵的。而《盗梦空间》视效总监，国际视效艺术家 Pete Bebb 的参与则让讨论跳出中国电影人之间，提供了一个行业与国际先进电影工业和艺术审美对话的机会。
作为中国唯一的竞赛型国际 A 类电影节，上影节一直被视为中国电影与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而和其他电影类型相比，现阶段的中国科幻电影更需要这样的交流机会。这一刚刚在中国兴起的品类，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海外电影市场已经有超过 50 年的历史。
在《流浪地球 2》的电影制作手记中，郭帆曾经提到《复仇者联盟 4》对自己的刺激，好莱坞在科幻电影上的「游刃有余」刺激他去挑战更高、更难的内容表达，而《流浪地球 2》也交出指数级的提升。而这种跃升的实现，不仅仅需要中国影人不断的自我挑战，也需要持续从海外吸取经验与养分。
就像王红卫所呼吁的，中国科幻电影人需要更多像这样的机会和场合进行真正的交流，追问一些真问题，也讨论一些真问题。
郭帆在演讲中分享了自己在接触一些年轻创作者的时候发现的问题，大部分人在描述科幻项目时，都过分关注科技属性中的高概念，「但科幻电影的本身是电影，电影的核心是情感，如果我们的高概念、高技术没有和情感相关联，就变成了科普。」
作为《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监制，郭帆列举了这部电影中一个有趣的概念——酒是人类到现在发明的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因为喝酒喝大了哪里都可以去。这个概念和日常生活产生了诙谐的连接点，也让观众产生更多共情。
这些情感和思考有一些是可以作为世界语言通用的。比如，诺兰在《星际穿越》中对父女亲情的描绘，可以感动来自任何地方的观看者。陆川认为科幻是电影类型中非常美妙的一种，因为可以放飞想象力，把对现实中科技、生活以至于社会关系的痛点，无论是期待，还是焦虑，都以想象的方式投射到未来，甚至寻找到解决的方法。
「在创作的时候，我们需要问自己，假设这是一个关于黑洞的故事，黑洞和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有没有关系？」郭帆说。
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科幻才有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独有的表达方式和符号特征。
郭帆提到《流浪地球 2》中的第一场戏，沙溢饰演的师父带着刘培强在烧纸，「以烧纸代表对故人的怀念，是一种特别中国本土的情感表达方式。」
在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科幻电影《被光抓走的人》之前，董润年还参与了《疯狂外星人》的创作。《疯狂外星人》的剧本创作从 2012 年就已经开始，「当时整个行业还在讨论中国观众是否能够接受中国的科幻电影，以中国人为主角的科幻电影。」
创作团队做了很多尝试，试图在叙事上找到更多本土性，「挖掘一些民族的特点，喜剧性的呈现，包括酒文化，都是在寻找一种和观众的连接。」
在论坛现场，这似乎是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共识，但真正回到曾经创作的那个时刻，这实际上是在一次次试错和弯路里蹚出的经验。
在《749 局》的创作过程中，陆川一度感到一种被牵着走的迷茫，「走了一年多的弯路，一直在做设定，我开始很嗨，觉得在重构一个世界，但后来觉得心里很空，后来我听说了一个词叫 Scientific Collection，就是说你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一种科幻包装，但最后你到底想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在三年里无数次坐在剪辑房里的时候，陆川突然明白了这应该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它应该是一部和《可可西里》《南京，南京》一样的电影，「没有比故事和人物本身更需要关注的事。」
「我们其实在试错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郭帆坦言，「因为对技术的好奇，我们花费了大量精力在构建高概念的世界观上。」但到最后，他发现为什么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因为只有呈现的世界可信，才能帮你完成角色的塑造，最终仍然是为了情感服务。
「我希望能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青年创作者在进行科幻创作的时候，关注电影本身的表达，不是为了新奇，而是去完成情感叙事。」
故事之上，在实际科幻世界的构建中，创作团队必须考虑到两件事，一是这个世界是否可信，二是这个世界如何实现。
真实、可信的世界是观众沉浸电影中的前提，科幻不同于魔幻正在于它是一种基于科学常识的，对未来世界的幻想，科幻电影需要让观众相信这些事物在未来都是可能存在的。
Pete Bebb 在演讲中提到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电影中的每一个武器都有技术支撑。具有代表性的是由 Sean Murphy 饰演的反派角色稻草人，「观众们可以相信通过好的训练，我们也可以自己制造化学武器，甚至大规模地生产，这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
这种真实、可信的实现需要大量的理论基础支持，电影创作者往往需要来自其他行业力量的支持。
《流浪地球 2》有着庞大的科学顾问团队，科学理论基础的文字量就超过 20 万字，《独行月球》也获得了大量来自科学顾问的帮助。
面对对科学性有着极高要求的中国观众，即使是《被光抓走的人》这样的软科幻电影，也必须在科学细节上足够严谨。
「本来以为这是个很简单的事，就是做一道光，但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这道光的亮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强度到底是什么样，是直射还是斜射，一个微小的差别就会影响整个故事的可信度。」
而一个新世界的实现则需要来自美术、视效等多个部门的技术支持。
在 6 月 10 号举办的电影科技论坛上，包括《流浪地球 2》视效总监丁燕来、概念设计艺术家徐天华在内的多位嘉宾，围绕科幻电影的视觉工业和美学体系展开了讨论。
徐天华是中国最早一批参与电影制作的概念艺术家，他曾经为《寻龙诀》《封神》进行概念设计，也参与《爱，死亡，机器人》第二季的创作。
他以国际化的视角解析了《流浪地球》在美学体系上展现的独特性，「《普罗米修斯》的设计受到跑车文化的影响，因为汽车本就是意大利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流浪地球》的美学设计里也体现了中国大国工业的一面。」
作为一部科幻喜剧，《独行月球》独具风格，但张吃鱼坦言，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来自拍摄，而是不断的取舍，这种取舍无关投资、难度，而是科学和艺术边界的不断磨合。
「我们到底应该做的更喜剧，还是更扎实地遵循科学原理。」他提到电影里的一个经典画面，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镜头，袋鼠拉着月球车，一人一鼠在月球上自由地奔驰，这个极具艺术美感的画面，曾经让张吃鱼困扰不已，「这件事在科学上可以实现吗，作为一部喜剧科幻，它的边界是不是可以往前突破一小步，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
当 Pete Bebb 在演讲里提到诺兰对实拍的坚持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心一笑。
众所周知，这位国际大导以「尽可能实拍」闻名，大部分从业者应该都看过《盗梦空间》是如何在一个可翻转的长方形空间里，通过实拍呈现了一个失重状态的酒店走廊。
与这样一位导演合作，视效艺术家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不仅仅是证明视效可以完成物理特效做不到的效果，还要向导演展现出其对叙事的帮助。
在和诺兰的合作中，他也不断思考视效对电影的意义，以及是否所有的镜头都要通过 CG 完成。
「如果全用 CG 的话，导演导的是什么呢？演员又要和谁对戏呢？又有什么可演的呢？」
在《巨齿鲨 2》中，Pete Bebb 和团队制作了外骨骼潜水服，这些潜水服可以一定程度限制人的行动，通过高帧摄影可以获得仿佛在水中的重量感，最后再通过视效制作出水中的细节，以达到深水行走的效果。
Pete Bebb 的分享其实指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所有的技术都应该为创作服务，技术也不是越新越好，或是越多越好，创作者必须清楚自己为什么使用技术，以及在什么部分使用技术。
关于 AIGC 的讨论在上半年几乎充斥了整个内容行业，在论坛上，几位导演也直言自己的焦虑，但这种焦虑可能并不来自技术会取代人，而来自尚未掌握如何使用新技术。
王红卫提到，郭帆现在每天都用大量时间研究人工智能，可以明确的是，这种研究也包括更细致的拆解工作流程，「我们目前在分类 24 个人工智能应用，如何真正把它们在未来使用到创作中。」
回到文章的一开始，王红卫感慨这居然是他们这群人第一次在行业论坛里相聚，在这样一个电影行业和社会都面临剧变的节点，这样的相聚是可贵的，经验的分享可贵，焦虑的坦白同样可贵，因为它们的背后都是对继续前进的坚持。
在上影节的第 30 年，从新单元「科幻电影周」的启动，到对 VR、AIGC 的专题讨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前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