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对孔雀有较多讨论，为什么雄性孔雀尾巴这么长？如果天敌来了，那么它在树林里逃窜时很有可能被卡在灌木树枝之间，被天敌吃掉；而且尾巴太长会多消耗能量，影响飞行速度。这看上去似乎和物竞天择的进化规律相违背。麋鹿也有类似的情况，雄性麋鹿的犄角越来越长，在被天敌追逐时也会处于不利地位。后来达尔文就用另外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即性别选择，也就是自然界对于交配权的争夺。

这涉及达尔文经济学中很重要的一点—原来人们可能有点儿过于强调完全竞争的重要性。其实，如果一个人的相对地位和收益有关，很多竞争行为就会发生改变，甚至和原来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我发明的理论。我以前的专业是数学、统计学，没有学习过经济学，后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负责经济学招生的老师问了我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比如机会成本、影子价格等基本概念，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后来这位老师建议我去听罗伯特·弗兰克教授的课。弗兰克在课堂上讲了很多故事，当时就把我迷住了。后来弗兰克出版了一本书叫《达尔文经济学：自由、竞争和公共利益如何兼得？》，书中一直强调竞争过程中的外部性更值得研究。此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这个概念当时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我和魏尚进老师讨论过这些话题，达成的共识是城市里的现象在本质上可能和在贵州看到的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的现象类似。后来， 我深入研究，对高储蓄率做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对有男孩的家庭来说，房子是在婚姻市场上的炫耀性支出，如果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加剧的话，很多人就要买房，房价就会升高。同时，这又进一步带动储蓄率上升。这样循环发展，给有女孩的家庭也带来溢出效应，有女孩的家庭也必须跟着盖房子或买房子，否则也会被人瞧不起。最终，整个社会的储蓄率都水涨船高，并导致严重的浪费（如上文所述）。

在贵州进行相关调查时，我们会询问每户居民每年发生的大事件（如婚丧嫁娶等），从200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2年。调查显示，每户人家在孩子结婚之前的储蓄率是上升的，之后会降下来，但由于房价上涨（自建房成本升高）拉长了人们储蓄所需要的时间，导致整个储蓄率仍是上升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对储蓄率的上升造成的影响的程度为 40% 左右。

有人认为，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只对有男孩的家庭影响明显，对有女孩的家庭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总体上看，对全社会能有什么影响呢？这就要看一般均衡效应。我们以省级 GDP 的增长率为判断依据。我们对 1980—2005 年的数据进行测算，发现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较严重的省区，人均 GDP 增速较快。男女性别失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1.7~2 个百分点，而中国的年均 GDP 增速约为 8%，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 20% 跟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以及婚姻市场的竞争直接相关。

我与国发院毕业的博士生谭之博（毕业后去复旦大学任助理教授，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经济学家）合作过一个项目，研究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之间的关系，最后形成的论文《独生子女政策的精神健康成本》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上。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在 1980—2010 年出现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如果一个大家庭里只有一个男孩，那么整个家族的血脉都寄托在他身上，他在未成年之前会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独生子女（尤其是男孩）由于在小时候获得过分关注，长大后往往面临问题：一旦走入社会，就好比突然从备受保护的温室进入战场，对于职场或婚姻市场的竞争都会感到很不适应。留心媒体所报道的自杀等极端事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男孩比女孩的比例高得多。

中国在 1986 年与 2006 年进行过两次残疾人抽样调查，其中有一项指标是精神残疾的发病率，从 9 岁开始分男性、女性进行统计。我们从第一次调查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年龄段的精神疾病发病率方面，男性都要高于女性，而且在 20 岁之后，这一差距还在拉大。这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精神疾病发病率急剧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职场上或者婚姻市场上，每个人所做的努力最后能获得什么样的回报，取决于相对社会地位，因为你努力，别人也在努力，大家都在想办法提高自己的相对社会地位。但如果 5 个女性对应 6 个男性，那么即便这 6 个男性都拼尽力气，最后仍然会有 1 个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这说明婚姻市场竞争的加剧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今社会上的各种浮躁心态都与之相关，尤其是男性更容易受外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