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太习惯于说话，少有人领会到沉默的好处。事实上，不是所有事物都有适合它的表达，人们也不总在词语中思考。

本文节选自德国作家赫塔·米勒的一篇散文。身处罗马尼亚的高压管控之下，米勒时常感到死亡的临近。这样的生存体验是难以言说的，比起亲密要好的女友，她更愿意向大自然倾诉——“自己大声独语而不和植物对话，是一件丢脸的事”。

▲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 — ），德国女作家、诗人，以写作德裔罗马尼亚人在苏俄时的遭遇著称。2009年，凭借“专注于诗歌以及散文的率真，描写了失业人群的生活图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沉默不是说话中间的一段停顿，而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我所熟悉的家乡的农人，没有把使用词语变成一种习惯。如果不谈自己，就没什么可说的。一个人沉默的能力越强，他在场的影响力就越大。

我从同室而居的家人身上，学会了用面部的纹路、脖颈上的血管、鼻翼的抽动，或用嘴角、下巴和手指的示意，来代替对词语的等待。一群沉默的人，彼此注视着他人各怀心事在房中走来走去。我们用眼睛而不是用耳朵倾听，这使人感到一种舒适的迟缓，内心的想法被拖长后分量愈加钝重。

这样的重量词语无法提供，因为词语不会停留，它们在话语将完未完之际就已悄无声息。词语只能一个一个，一个接一个地说出，前面的一句话走了，才轮到后面的。而在沉默中，它们可以一起到来。那些被我们久已淡忘、甚至从未提起过的话语，都可以依傍其中。这是一种坚固的、自成一体的形态。而说话是一条线，需要将自己逐一咬过，再重新编织。

来到城市，我奇怪城里人要说那么多话，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或者，或者为了彼此成为朋友或敌人，或是向别人索取或给予。甚至说起自己，也是没完没了的抱怨。他们的言谈举止中随处是傲慢和自怜，浑身上下透出大惊小怪的自恋。走到哪里，嘴边都挂着个被用滥了的“我”。城市人擅长巧妙的装腔作势，皮肤下的关节迥异于农民，舌头成为嘴里另一个完整的人。我带着长期练就的沉默和天生迟钝的农人骨头，没有任何罗语基础（后来掌握的也有限）来到城市，无法开口说话。

我用环境的不同来解释城市人和农人的不同。街道、广场、河岸、公园——到处是石子街道或柏油马路，它们不仅比村子的马路平整，甚至比房间里的地板还要光滑，比黏土地面的夏季厨房更适宜居住。我需要一个解释，就选择了最简单的：脚踩光滑地板的人们，舌头也能不假思索地活动。而耕地坑坑洼洼，渴望腐烂（自然就不便铺路）。柏油马路需要以说话来应对，面对耕地则需要骨骼沉甸甸的迟缓。人们不加设防地将时间延长，明知土地贪婪，仍然让舌头沉默，让土地等待。柏油路上则简单得多，人们在不停的说话当中，死亡被抛到生活后面，而不是躺在生活的下面。

我心中感到不安，开始怀念家乡，我自己从泥尘中走出来，却把别人留在村庄的土地上。那里盛开着所有死亡形式的陈列馆，那里的人们只能等着被吃掉。在专制政府的死亡威胁触及我之前，我习惯了在平常生活中间看到死亡。因为我常常想到它，所以它会来找我。它在城市的沥青路消失的地方找我，它坐在城边，那或许也是我的童年渐行渐远的地方：蔬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山里来的老妇叫卖核桃般大小的灰毛苦桃。苦桃和老妇脸上的皮肤一样，那是老妪桃。当稚嫩的杨树叶子微微泛红，散发老人房间的气味时，死神就坐在公园里。当黄色的灰尘落下，蜡白的死神就坐在街边开放的菩提树中。村庄也有很多菩提树，但城市的菩提气味不一样，我闻到柏油路上的菩提花香，总会想到“尸糖”这个词。小街上，门前的花圃里，大丽花关不住它翻卷的花朵的色彩，死神也在大丽花中找我。城里的植物，在我陷入威胁之前，都是一般意义上的死亡示范。即便我想过自己的死，也都是自然死亡，是肉体在厚实的柏油路上缓慢的凋零。后来，当我和朋友们生活在秘密警察的威胁之下时，一切都不一样了。

历尽一天的折磨，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片混乱，目光如注满石膏一样呆滞，双腿像借来的一样陌生。此时此刻，植物代替无力的语言向我讲述发生的一切。它们用自己生就的香气、缤纷的色彩和婀娜的体态，连同它们植根的土地，一齐向我讲述。它们把刚才发生的事情放大到无限大，为方便查找进行必要的压缩，与先前的经历整理在一起。大丽花告诉我，审讯是审讯者的职责所在，是他的日常生活和固定程序，小桌上的凹槽是其他受审者留下的痕迹，我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但又是个案。这一切需要大丽花来告诉我，令我十分困扰。它还告诉我，这固定程序在我身上又具有特殊性，因此我必须独立思考，才能保护好自己。我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捍卫自己。大丽花了解我在审讯中经受的折磨；知道我喜爱而不愿失去的人，被囚禁在小小的牢房。知道我怀了孩子，却不想把他生下来，因为不愿给他这样一种狗屁生活，虽然堕胎要被抓住一样要进监狱。大丽花了解这一切，并给了我面对灾难的力量和信念。但我如何用语言解释给别人听？

女友问我审讯的细节，我想把一切都告诉她，但“一切”就意味着所有能用语言表达的部分。我向她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可是有关对岸的一切，有关植物在我回家路上为我一一解释的事，我丝毫没有透露。关于老妪桃、尸糖和大丽花我也只字未提。沉默与说话同等重要。沉默可能产生误解，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我必须沉默。

我不想让她感到害怕或感觉可笑。我们是要好的朋友，几乎天天见面，但我们之间很不相同。差异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我们都需要对方身上自己没有的东西，这种亲密无须语言的表白。她不了解我的感觉方式，我与花草的冒失她也从未经历过。她是城巿孩子，我的感官踉跄的地方，她的感觉在顺利地滑行；我在迟疑之时，她已经上路了——这正是我喜欢她的原因。如果我告诉她，山谷中开放的百花是死亡形式的陈列馆，她会笑死的。她不懂得风景中孤独的痛苦，不理解对无法承受的瞬间公开的清算，对所有事物保持着一种中庸的标准和客观的目光，永远不会去苦思冥想什么词语问题。她喜爱时装和首饰，像鄙视感官的破产宣言一样鄙视政权。政权也从不去理会她。她学的是焊接技术，她的专业是建设性的、忠于国家的，我所做的是破坏性的。她不懂德语，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政府认为我们的友谊是纯粹女人之间的，没有任何政治因素。但她难以捉摸的天性却高度政治化，她的肉体厌恶和拒绝卑躬屈膝，道德观念比某些政治理论和颠覆性空话更坚决。我很依赖我的这个朋友，她能将我心里的碎片修补完好。然而，她自己的身体却正在被死亡蚕食，她患了癌症，我们知道时已经晚了，医生说还有三年的时间。我移居德国后，她来看过我，给我看她被切掉右乳后留下的疤痕。然后，她承认是秘密警察让她来的，让她来告诉我，我的名字在他们的死亡名单上，如果我在西方继续诋毁齐奥塞斯库，他们会把我干掉。她在柏林一落地就等于出卖了我。她在承认出卖的同时又表示，永远不会做对我不利的事。两天后，我请她收拾行李离开。我送她去车站。月台上我拒绝用手帕向她挥手告别，拒绝用手帕擦眼泪。我也不需要用手帕打结让自己记住一切——结已经在脖子上了。

这次分别两年后，她死于癌症。爱一个人又必须离开她，因为她不了解自己的行为，不了解她对我的感情被利用来伤及我的生命。她把我们的友谊，借给了对她鞠躬却要杀我的国王，以为还能从我这里得到一如当年的信任。为了对我撒谎，她必须欺骗自己，二者手牵手，彼此无法分开。失去这份友谊，是我至今无法摆脱的心结。我也要为她找到心兽和国王，因为这两个词是双刃剑的两刃，出没于爱与背叛的丛林，忽隐忽现。我的文字虽已跃然纸上，表达却依然欠缺，我不得不继续追问：“维系在一起的爱，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会以何种方式变成死亡的猎场？”我不得不抛弃这段感情，但心中是挥之不去的自责，于是我借用一首美丽的罗马尼亚民歌，来结束我的女友的故事：

那爱过又离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