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时候，扛着也是因为别无选择。乔心语的男朋友是一名大学教授，在这个夏天出差回来之后，他也第一次感染了新冠，一度高烧超过40度，但工作却无法因为生病而拖延。他仍然忍着高烧，给答辩在即的学生重写了一部分毕业论文，甚至还坚持带病参加了整场答辩。乔心语在一旁目睹了全程，震惊地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对方只是非常简单地答复：“我也没有办法。”

在新冠面前，KPI曾经被放在一边，但现在，它逐渐夺回了话语权。23岁的林迪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她的专业是设计，常常为了赶稿熬夜，电脑更是随身携带。甲方打来催促项目进度电话的时候，她正发着高烧，在医院等待血液化验结果。显然，生病也没能让她拥有豁免权。最后，她还是坐在医院的长廊上，打开了电脑。去年的感染高峰过去之后，林迪的公司取消了居家办公的政策，她只能动用调休的额度，以便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