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2016年龙桂鲁带领团队启动量子直接通信原理样机的研制时，工程化实践的短板制约凸显出来。“你很难要求物理系的学生通晓电子、半导体、软件编码等技术，所以初始产品里藏着一些小问题，影响了优化升级的脚步。”这也折射出当时北京量子研究的不足：中科院、北大、清华等高校院所争相发力，但科研力量分散，资源优势并未有效转化为竞争优势。2017年12月24日，由北京市政府发起，联合多家顶尖学术单位共同建设的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揭牌成立。

量子理论诞生在百余年前，第一次量子革命催生了现代信息技术。而利用量子的特性推动量子通信等领域走向产业化，便是正在进行的第二次量子革命的目标。“量子技术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最快的领域之一，量子院正是用灵活的体制机制打通了瓶颈，推动基础研究的成果向产品化应用转化。”龙桂鲁说。

从实验室到产品的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在测试新一代量子直接通信样机时，信号怎么也无法接通。为了找到故障点，团队颇费了一番工夫，花费数月排查了数百个零部件，迷雾终于被拨开——两条光纤在对接时出现了误差，虽然误差不过毫厘，却导致光路中断。

“在量子院做科研，很舒心。”工程师宋啸天去年加入了龙桂鲁团队，最近，他正向新一代量子直接通信系统的芯片发起挑战。上个月，他还在为芯片过高的误码率苦恼，通过反复摸索、尝试，终于有了新突破——通过对关键部件重新设计，芯片误码率降至3%，整体结构也更加紧凑小巧。

以研发高速光纤量子密钥系统而闻名的袁之良在2021年归国，担任量子院首席科学家。从签订聘用合同到在岗投入科研，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他所需要的科研设备论证、300平方米实验室改造、科研团队组建工作全部完成。

“北京力量，是勇于争先、深化改革、大胆创新、表率全国的力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市组织学习与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蓝志勇说，近年来，北京在科技攻坚、前沿探索和体制机制改革三方面同时发力，彰显了首善之区的科技活力、争先的勇气和敢啃硬骨头、引领科技创新的气度卓识和行动能力。

我个人是比较幸运的，辗转过多家科研机构，所处的环境一直是创新的科研体制。在来到脑中心之前，我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做了十七、八年研究。北生所是北京市最早建设的新型研发机构，他们探索出的体制机制、人员管理、财务制度等模式，为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在我们脑中心，科研人员有足够的空间去做尝试和探索。一位新的科研人员加入后，前5至6年会得到稳定的经费支持，能放开手脚去做自己想做的研究。一个安心的科研环境很重要，如果整体的环境都追求短平快，那不管是实验本身的压力，还是研究人员之间的竞争压力都会过大。如果真的碰到特别有价值的课题，这个时间还可以延长，“十年磨一剑”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考核机制还是要有。关于科研评估，我有幸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变化过程。早期我们是由各科研单位内部制定规则，甚至是由领导来主导评价，但这样容易陷入主观。于是论文就成了重要的评价标准，后续大家都有了论文，标准又不断细化，看论文篇数、影响因子、引用数量……最终我们发现，还是很难有一个完全量化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