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根据中央的指示，欢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见。当时身为民盟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教授很认真地投身于其中，并在科学和文教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6月以后，反右运动开始，形势逐渐逆转。钱伟长也遭到批判，他的言行受到驳斥。有人要他交待同右派头子的关系，交待“罪恶活动的具体事实”，但钱伟长只承认在工作中有失误，不承认有什么罪恶活动，坚持认为自己主观上是为了社会主义。钱伟长的辩解引起一些人的同情，也招致了更严厉的攻击。但是，从哪里能找到缺口来攻破钱伟长的“防卫”呢？
6月20日和24日，陶大镛和费孝通在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相继披露章伯钧曾于6月6日上午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主要参加者为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六教授，又揭露钱伟长曾在那天会议上说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若与教师联合，就要出乱子等等。①（《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随后，章伯钧被迫交待说：6月5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来我家，说有重大的事找我，他们说大学里学生闹风潮，钱伟长把清华大学的情况说得很严重。并且问道：现在是放还是收？还说，清华党委已不能维持了，要放我们就不管，要收我们就来收，我们有把握。（《光明日报》1957年7月4日。）
曾昭抡在高教部检讨时也说，当他们分析形势后，钱伟长提出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是gc党动员三百万军队上街，这会失去人心，gc党不会干；第二，gc党提出收，这也会失去人心，这样知识分子以后就不讲话了；第三，是由民盟出来讲话，显然第三个办法可行！（《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这些揭露无疑是颗重磅炮弹，清华大学顿时炸了锅！因为恰在6月19日的清华学生自由论坛上，有人曾问正在讲演的钱伟长，6月初找章伯钧去做什么，他对学生说是找章伯钧谈科学规划的事。当时有人说他与章伯钧、储安平等右派有关系，钱伟长否认说，章伯钧是政治野心家，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与章、储有联系。
那么，钱伟长在6月6日座谈会上到底讲了什么呢？据一本题为《1957年的春天》所写，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那天上午，章伯钧在会上说，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费孝通和曾昭抡两人随后发言，主要讲在整风运动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学生们因此情绪激烈，一触即发，如果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
钱伟长听了他们的话，接着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果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象‘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
“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运用这样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所谓的积极分子，党就是这样偏听偏信，运用这样一套官僚制度来进行工作是不行的。”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南翔校长（清华大学校长）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gc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谁说我们吃gc党的饭！”费孝通显然有些激动，他打断了钱伟长的话，又说：“我们从来也没有吃gc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
钱伟长点了点头，接着说下去：“目前学校里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们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1957年的春天》，学习杂志社，1958年。）
清华看到报上的消息，立刻让钱伟长交待。钱伟长深知，章伯钧被批，他越交待，就越说不清。于是，他拿定主意在心里，但推说那天他中途小便过几次，没有听清章伯钧讲些什么话。师生打听了自然不肯罢休，就连续举行大会，批判钱伟长是右派向文教界进攻的急先锋。
7月3日，报纸上公布了揭露章罗联盟的消息以及吴景超在揭发中谈到有关钱伟长的一些材料。一时间，清华园又新贴了许多大字报和标语，责令钱伟长彻底交代反动言行。当天晚上，民盟清华支部举行批判钱伟长的第四次大会，会场四周早已是黑压压的一片。
会议一开始，主席陈士骅 就要钱伟长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钱伟长被数日来的批斗弄得疲惫不堪，听到又让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很是气愤，大声说：“我反党反革命！”
钱伟长望望无声的人群，稳定了一下情绪，以平静的口气说：“我交待！我愿意先交待与储安平的关系。”
“那是1952年的人代会上，经过费孝通的介绍我才认识了他。今年5月22日，我收到他一封信，信上说26日他先到北大，再来清华找我。”
“26日那天，储安平到我家，我们谈了有一个小时，内容吗，全是政治性的。”
“储安平谈的第一件事，是说他已有了一些材料证明肃反是有问题的，准备在人大开会时谈谈，而且要向毛主席提意见。当然啦，他没有告诉我材料的来源，我也没问。我们谈的第二件事，储安平谈他要揽《光明日报》了，我当时建议他多叫工程界和中小学教师‘大鸣大放’，后来我们又涉及了所谓。‘家天下’问题。最后一件事，就是关于北大‘民主墙’。储安平说要求《光明日报》向《文汇报》学习，把这些墙报报道出来。自然，这件事受到《光明日报》党组织的反对······”
此时，会场上骚动不已，台下纸条雪片似地飞来。原来，听着听着，人们渐渐觉察到，钱伟长只说远不说近，只说小不说大，而且许多交待内容都是从别人的揭发材料中搬来的。更要命的，就是钱伟长竟然不谈他和章罗联盟的关系！
会场上有人站起来打断了钱伟长的“交待”，大声嚷道：“钱伟长！6月6日前后你干了哪些政治阴谋活动？要老老实实交待！”递上来的一张张条子上面也写着“交待6月6日的反动罪行！”“交待······!”“交待······!”
钱伟长却仍然平静。待会场稍稍安静下来，他又说：“我之所以掉到章、罗圈子里，主要费孝通要负责······”
钱伟长的话又一次被打断，人们此刻关心的不是费孝通，不是储安平，而是钱伟长，是钱伟长与章、罗的关系！
钱伟长也有些急了，抬高嗓门说：“我没有什么政治阴谋活动要交待！”
什么？没有阴谋活动？他竟敢耍赖拒绝！会场被激怒了，人群中有人喊道：“钱伟长态度恶劣！”“言行反动！”······
钱伟长“别有用心”的发言被制止，批判大会自然要接着开。许多人起来发言，说钱伟长是个十足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头子有四方八面的联系，他抓住时机，打开缺口，策划密室，点火基层，是右派分子的一员上将，是章罗集团向高等学校和科学界进攻的急先锋！
会议要结束了，主席陈士骅站起来说：“钱伟长，你要在近期内老实交待！我们盟内外的全体同志，要坚决参加反右派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