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来干什么！一个接一个的，一帮狗腿子，不就是打死了个人嘛！”
此时正在大发雷霆的中年男人叫做禹作敏，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的党支部书记，他正在朝着前来两名带队前来调查案件的警察破口大骂。
原来警察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对大邱庄的死亡事件进行了调查，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不知怎么的却惹的禹作敏十分不悦，随即做势就要对他们进行扣押。
时任天津市长的聂壁初，在得知后立马干预，这才让禹作敏最终作罢，但也拖到了第二天中午才把些公安干警给放了出来，整整扣押了十三个小时。
那么这禹作敏到底是什么人，面对警察也敢如此的嚣张跋扈？而死亡事件又到底是何事，要让禹作敏这般害怕被查出来？
1930年，禹作敏出生于天津静海大邱庄，自禹作敏出生开始，在他的印象中，他家就只能靠着门前的一亩三分地来维持一家的生计。
但好在四个孩子之中，禹作敏算得上是比较聪明的，嘴也很甜，经常能够逗得邻居们哈哈大笑，深受乡亲们的喜爱，也得益于此，禹作敏家虽然贫困，但也会时不时得到乡亲们的接济，足以度日。
好在禹作敏的父亲深知读书的重要性，他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像他这样一辈子当一个农民，于是他的父亲省吃俭用，将禹作敏供上了当地的学堂念书。
而禹作敏也没有辜负自己父亲的期望，仿佛自己就是天生读书的料子，有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知识，他只需要自己下去再复习上一遍，基本就能够记得八九不离十，大家都说禹作敏以后是要有大出息的。
在禹作敏成年之后，不愿意再当庄稼汉的禹作敏做起了辛苦的拉货工作，尽管十分辛苦，禹作敏还是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经常是白天拉车，晚上就想尽办法找机会学习。
得益于禹作敏的不断提升自己，村子里的很多事情他都可以迎刃而解，特别是村子里一些拨算盘或者记账本之类的事情，对于他而言更不是问题。
或许今日我们看来，拨个算盘记个账，算不得什么太难的技能，但在当时那个识字都了不得的时代，能有个算账的本事，那无疑是村子里的“稀缺人才”。
凭借着自己的学识，禹作敏逐渐得获得了村子里乡亲们的认可
1960年，禹作敏被选举成了大邱庄生产队的队长，但禹作敏所在的大邱庄生产队，在当时是一支十分穷的生产队，队里面不少乡亲们还像禹作敏小时候那样，需要乡亲的接济才能过下去日子。
禹作敏看着乡亲们食不果腹的样子，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让队员们都吃上饱饭。”
传统的耕地方式自然是行不通的，禹作敏把队里仅剩的一点钱给凑了出来，带着几个人前往了县城，买回来了几头母驴。
这几头母驴并不用干活，禹作敏采用“驴生驴”的方法，等到来年生下小驴，就可以大赚一笔。
除此之外，禹作敏还宣布在他生产队里的队员，挣多少都算自己的，在这样与众不同的优待之下，原本队里面没有干劲的队员们，都纷纷抢着干活。
而禹作敏的生产队也就成了村子里收益最高的生产队，禹作敏为村子做出的贡献大家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974年这一年，禹作敏在乡亲们的支持下，成为了大邱庄的书记，在上任党支部书记的当天，禹作敏兴致高昂的对乡亲们说道：“我禹作敏一定要带着乡亲们挣大钱！”
在禹作敏担任起党支部书记后，敏锐的意识到了我国当时即将要掀起工业浪潮，随即带领着村里人投资建了第一所钢铁厂。
而禹作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深知知识的重要性，他就是凭借着知识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于是禹作敏豪掷两千万，在当时这笔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让当时大邱庄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教育。
如果禹作敏就这样继续保持下去，他无疑是一名当之无愧的“农民企业家”，但有时候，就在一念之间。
1992年，在大邱庄的众多集团之中有一个负责农业领域的集团，叫做华大集团，这个集团的总经理李某十分有能力，在他的运营下，整个华大集团运作的业绩十分不错，但随着李某的去世，公司内部的问题就显露了出来。
在李某去世后，禹作敏一边张罗着给他办丧事，一边派人去核对一下华大集团的账，好做一下交接。
可这不查不知道，一查便发现了整个华大集团存在着数个几千万的空头账户，这让禹作敏大为震怒，一种深深的背叛感袭击了他。
禹作敏不能接受这一切，在他看来，我全心全意的带着村子致富，是我让乡亲们有了今天，但现在却有人在偷我的钱，这无疑是一种恩将仇报的行径。
禹作敏大怒，决定要彻查这个事情，找出始作俑者，同时也要震慑一下手底下的员工，要让他们清楚是谁说了算。
很快由禹作敏牵头的临时“公堂”便组建完毕了，而这个所谓的“公堂”也只是根据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临时改造而来。
但这个会议室可哪有什么会议室的样子，四周窗户贴满了黑纸，棍子电棍等刑讯工具一应俱全，分明就是个审讯室，
被审讯的有华大集团的氧气厂厂长田某，副总经理侯某还有养殖场厂长宋某等员工，整个审讯过程不禁令人发指。
12月，正值隆冬，禹作敏却要田某脱光上衣坐在“审讯室”里接受审讯，此时已经61岁的田某在这样的环境下，哪还能还受得了，没一会就冻的连话都说不利索。
而禹作敏却要田某“交待自己的贪污问题”，田某一再否认自己有做过贪污之事，这惹的禹作敏勃然大怒，上去便是给田某了一记耳光，随后屋内的手下也一拥而上对田某实施围殴。
最终让田某“承认”了自己确实是有贪污问题。
而其余的侯某和宋某也一样遭受了拘禁、电击和殴打，在这样的刑讯逼供下，都一并承认了禹作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罪行。
有了禹作敏的鼓励，这些施暴者们更是无所顾忌，对任何不听禹作敏话的人，都是大打出手，在这样的暴力行径下，最终还是闹出了人命。
1992年12月13日，作为负责华大集团养殖场基建工作的危福合，被禹作敏怀疑有贪污的行径，于是把他给叫到了大邱庄总公司的“办公室”里。
可就在危福合前脚刚踏进办公室，后面门就被猛的关上，在问及危福合有无贪污行为，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随即屋内的人便一拥而上。
拳头和棍棒都一并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突如其来的袭击值得让危福合抱头蜷缩在地上，行凶的人一边打，一边问危福合承不承认自己贪污。
在得到危福合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否认后，这些用惯了暴力解决的凶徒们，一时间来了劲，索性也不问危福合了，一把将他的衣服扒掉，用鞭子和棍棒轮番对危福合进行拷打。
一群人打累了之后，再换进来一群人，从危福合走进这个办公室开始，一直打到晚上，整整施暴了七个小时。
就这样原先还能呻吟的危福合被打到后面，连一点动静也发不出来了，一直到晚上十点，凶手发现危福合已经一动不动了，才感到大事不妙，将危福合送往了医院。
可被连续殴打了七个小时，哪还能再救得过来，根据法医的鉴定，危福合死于创伤性休克，浑身的创伤多达400处！
危福合死后，这群施暴者们也一时间慌了神，立马找到了禹作敏询问怎么办。
而禹作敏听后并没什么紧张，说道：“趁着事情没大，先把尸体弄回来给火化了，顺便把会议室打扫干净，这事瞒不住的，弄回来后我到时候主动给警察报警，找几个靠得住的人顶一下，没什么大事。”
很快危福合的尸体被运了回来，按照计划，禹作敏随即向静海县公安局报了案，声称在对危福合做经济调查的时候，一群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大群人闯进了会议室。
对危福合实施了暴打，导致他当即死亡，现在希望公安机关能够将这些人捉拿归案。
这看似破绽百出的报案自然是瞒不过警察的眼，而禹作敏也没有把警察给放在眼里。
要知道，当年大邱庄内的治安派出所都被禹作敏给撵了出去，被迫撤销，而派出所内的枪，反而被禹作敏给扣留了下来，当时不是没有警察去大邱庄要，可整个村庄的村民全向着禹作敏，将前来要枪的警察给乱棍打了出去，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既然报了警，该让警察们查还是要查的，但禹作敏低估了警察们的办案能力，虽然打扫了现场，但仍是还有蛛丝马迹被警察给勘查到，随即便提取了施暴者的鞋印，但为了引蛇出洞，随即大张旗鼓的说道已经查到了指纹。
随即在第二天又派了一批警察前来走访调查，佯装要挨家挨户收集指纹，这让禹作敏有些紧张，随即叫了一批打手给这些警察给扣押了起来，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开头所讲到的了。
但天津市长的出面干预，这无疑让这些施暴者紧张了起来，禹作敏决定安排这些施暴者先离开大邱庄避一避风头。
而禹作敏的这番行动，正中了在大邱庄外秘密监视的警察的下怀，禹作敏这一不打自招的行径，随即让警察们更加确信了这批施暴者的身份。
1993年2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协同办案，打算将这些施暴者一网打尽，但考虑到大邱庄内有先前撤销派出所的枪支，于是派出了400余名警力，来协助此次抓捕。
可公安干警们最终还是遭到了层层阻拦。
首先是大邱庄的村民停工停产，人手一根螺纹钢棍，站在村口，只要警察要进村，挥棍就打。
同时又派出了拖拉机、卡车等载具，将村子里的各个进村路口都给堵上，不让任何车辆人员从大邱庄过。
同时禹作敏还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扭曲事实，称这是公安干警“是要冲着改革事业来的，要捣毁改革成果”。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天津市委决定先将警力撤回，先恢复大邱庄的经济生产和居民日常生活，同时也加紧了对禹作敏本人的证据收集。
4月，经过警察们的夜以继日的收集证据，走访调查，终于掌握了禹作敏本人的违法犯罪证据，但考虑到大邱庄内的村民有可能会被禹作敏煽动，于是决定对禹作敏进行村外抓捕。
4月15日，天津市委书记以要找禹作敏谈话为由，将他约至天津市，禹作敏此时并不知道警察已经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但禹作敏以防不测，还是带了几个“好手”陪着他一同前往天津。
在行至天津后，禹作敏被在此等候多时的武警官兵一网打尽，而在村内藏匿的施暴者最终也难逃被抓捕审判的命运。
1999年，69岁高龄的禹作敏因为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获得了保外就医的机会，此时这个叱咤一生的老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寂，据他的医护人员称，禹作敏在医院期间经常念叨着想要回家。
可禹作敏你还在活着，有些人却已经死在了1992年。
10月2日，就在国庆节的第二天，忍受不了孤寂的禹作敏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死于天津天和医院。
在禹作敏死后，他的家人们声称“要将老书记回家”，遭到了天津市委的驳回，于天津就地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