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尽管他无法预知那个时代何时会结束，但他从不放松对子女读书的要求。记得每年春节，别人家贴的都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之类的春联，而我们家却一直贴着“发奋知尽天下事，立志读完人间书”。父亲是点燃我读书火种的第一人。

第二位是我在教育部工作时的一位同事。那是1996年，作为年轻人，我们在下班后有时会围拢在一起，说东说西，谈天说地。某一天，一位同事在闲谈时大发感慨，说他最敬仰的学者是陈寅恪，大谈清华四大国学导师，而我对陈寅恪先生竟然一无所知，于是心生了解他的冲动。周末到书城选了一堆关于清华和北大的书籍，开始恶补。

这一补不起眼，书籍一下子把我带进入了百年清华、百年北大，我的思想和精神受到了大师们的滋养，以至多年后参加清华培训班时，当带队老师带我们参观校园，在临时接电话中断介绍时，我自告奋勇代她讲解，老师听后，还以为我是清华的毕业生。

影响我读书习惯养成的第三位是东北农业大学原校长李庆章先生。那是1997年的一天，时任东农副校长的庆章先生到教育部办事，因为次日是休息日，我便问校长行程如何安排，李校长说去海淀图书城。在一上午的徜徉中，校长竟然选购了整整一拉杆箱书籍。我建议将书籍邮寄回去，但他坚持亲自带回去，原因是怕邮寄过程中把书摔破。我看到了一位不仅爱读书，而且爱护书的学者型、书卷气校长。

后来回母校，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多年，他经常赠书给我，荐书给我，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家里的书也越来越多，书成了我最重要的家底。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教书的老师不是真教师，不著书的老师不是名教师，不藏书的老师不是老教师”。三者之间，藏书是读书人的基本行为表现，一名老师如果没有读书习惯，教不好书，更谈不上著书立说。

我任高校校长时期，为了响应教育部思政司“一校一书”倡议，发动教师写文章，汇集文章，在数量不足情况下，把自己的读书笔记拿出来，让他们从中选取。最终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教育就是留着灯，留着门》一书，其中有70余篇文章出自我的读书笔记。

青少年也包括中年人用大量时间刷屏，这种碎片化的浏览非但不利于读书，而且非常有害，很多人连一本书都没有真正读透，碎片化的信息无法形成积累和积淀，就如同外卖让年轻的家庭失去了烟火气一样，家已经不像个“家”了，不读书，人类将失去精神的家园。

对于笔画清楚，我认为这是教人建立正确的是非观，培养认真严谨作风问题。一个字，多写一笔，或少写一笔，都是错字，人初学写字，是解决对与错、是与非的问题，马虎不得。

间架合适，讲的是除独体字之外的字，字的各个部分占比都是固定的，小学生用田字方格写字，就是要规范这个问题。这就像谋篇布局，必须有全局观；又如用人，要根据他能力大小给他舞台空间，如果能力与岗位不匹配，要么把事搞砸，要么把人搞跑。

行款整齐，讲的是一行字，从左写到右，写得整整齐齐。人们用大笔记本写字，就是来规范不能“出格”、“过格”。大笔记的格就是规矩，当字写到一定程度后，即使在大白纸上，照样写的整整齐齐，这看似没有格，没有了规矩，但实际上已经因为长期的训练，让规矩刻在了你的脑中和心中，慎独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