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十斤玉米面，他是准备“间隔地在自己的黑‘非洲’中夹带一个金黄色的‘亚洲’”，就是说，只是偶尔享受一下“二等”主食；那么五斤“欧洲”票用来干嘛呢？原来他是留着等哥哥少安来一起吃的，“哥哥来城里，总不能顿顿饭都在润叶姐那里吃；要是亲爱的哥哥来学校吃饭，他不能让他也在中学的饭场上让别人冷眼相看”。

还有，润叶给的三十元钱呢？那三十元钱，买完这些粮后，还剩了十元，他准备拿这钱“给祖母买点止痛片和眼药水，然后再给自己换一点学校大灶上的菜票”。

从出县城起，川面比较宽阔，以后就越走越狭窄。约摸到五十华里外，川道完全消失了。两山夹峙的深沟，刚刚能摆下一条公路。接着，便到了分水岭。壁立的横断山脉陡然间堵住了南北通道。在以前，公路只好委屈地从这里盘山而上，才能伸到山那面。前几年在一个山腰里捅开了一个豁口，才把公路从山顶降到了半山腰。不过，山两面公路的坡度还是很长很陡的。这里汽车事故也最多，公路边的排水沟里，常常能看见翻倒的车辆——上坡时慢得让司机心烦，下坡时他们往往发疯地放飞车，结果……

由此可见，阅历对一个人的成长实在太重要了，见没见过世面，完全是两个层次。孙少平在县里跟顾养民、田晓霞等同学比起来，仍属没见过世面的，但原先的“大地方”石圪节，却已经不在他眼里了。能引他们逗留一下的，也就是他们上过学的石圪节中学了，那就像自己的家一样，是用情感维系的。

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快要十年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却越批越多了。 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县、社、队三级，一切工作都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竟然集中四五百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队去批判一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公社一级，出现了一种武装的“民兵小分队”，这个组织的工作就是专门搞阶级斗争。这些各村集中起来的“二杆子”后生，在公社武装专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粮食和一切当时禁卖的东西。 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或犯了点其他“资本主义”禁忌的老百姓，以及小偷、赌徒和所谓的“村盖子”、“母老虎”，都统统集中在公社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 被“劳教”的人不给记工分，自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要干最重的活：用架子车送土。一般四个“好人”装，一个“坏人”推；推土的时候还要跑，使得这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这些人难堪的是，在给他们装土的四个人中间，就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折磨本人不算，还要折磨他的亲人；不光折磨肉体，还要折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