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
那时候，许多人已对他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他本不想再说什么，但经不住记者的一番解释和请求，他决定一吐为快：
“我是副校长、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
“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做出决定时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证执行，姑且称它为‘进口’和‘出口’。”
“究竟其间是怎样讨论的、布置的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
“比方说校务委员会，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不仅清华，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两类，对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
“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我看呀，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务工作里。”
“就拿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来说，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而且像这样一位有声望、有才学的教授，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令人悲哀！”
“不向有经验、专长的老教授学习，向谁学习呢？再不扭转过来，危机就到了。！”
这篇谈话发表在1957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7月份，便被斥为“挑拨党与高级知识分子及非党人士之间关系的谬论。”
在7月3日的批判大会上，吴晗就此事质问钱伟长，今天的地位是谁给你的？是人民给你的！你对党和人民抱着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态度呢？
随后，梁思成教授也激动地说：“钱伟长，你曾说‘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可是你不是党员，你没有前途吗！”
“你身兼二十多职，又是副校长，又是科学院学部委员”！
“如果你认为还没有前途，那么你的前途是什么呢？”
“是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的前途吗？”（《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据报载，钱学森当时为钱伟长下了一个评语：钱伟长已经堕落成为“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揭穿了钱伟长的政治野心，还要剥下他的科学外衣。
不知钱伟长曾何时讲过自己是“万能科学家”，反正他又被抓住了“尾巴”，揭发材料有一大筐。
证据一：著作是抄来的。
刘仙洲教授揭发说，1953年，钱伟长写了本《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该书中天文部分抄竺可桢的著作，数学抄李俨的著作，火药抄冯家升的著作，建筑抄梁思成的著作，机械、灌溉、纺织抄刘仙洲的著作，原书上的错字也抄上去了。
郎世俊教授说，1956年，在全国科学规划工作中，有一个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小组，钱伟长是组长。他拟出一个八千字的小组综合任务说明书，大家一致认为内容空洞，且有很多错误，不得不采取分段执笔集体讨论的办法全盘重写，钱伟长未参加执笔。而当印出来时，执笔人却变为钱伟长！
据揭发，毛主席的《实践论》重新发表以后，钱伟长“大言不惭”地说，《实践论》早已应用在力学上，毛主席虽然伟大，但力学不如我。（《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22日。）
清华大学校医室的一位医生讲，钱伟长说过，“吃西药阿司匹林到肚子里还是阿司匹林”。这是缺乏常识！阿司匹林到肚子里，早已分解，哪还能是原样呢？（《光明日报》1957年7月21日。）
钱伟长既然是右派分子，证据自然许多，不管是有影的还是无踪的。不过还好，尚没有谁去蹲在他家窗下偷听吧。
钱伟长在1957年夏季真可谓世人瞩目，他头上的“桂冠”多得数不清。
当时身为清华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说：“钱伟长在校内已成为右派的首领了，一切消极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报》1957年7月21日。）
钱伟长不用“夺权”，有人愿意推他当清华大学的头儿”了。
在6月中旬，有些学生看见一些大字报攻击钱伟长，立即在其旁边贴大字报反对，认为“侮辱了科学家”！
后来支持者日益减少了，最终销声匿迹，有些人虽然同情钱伟长，但也不敢公开表示。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是“运动已经向深入发展，人们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右派分子已经孤立”。
许多与钱伟长打过交道的，都想谴责一番，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与右派头子划清界限。
在5月份，钱伟长刚刚向记者称赞了自己的得意弟子胡海昌、叶开源，驳斥了一些人对他们的非议。然而，仅过两月，他的学生也被迫声讨老师。
胡海昌在7月20日的批判大会上说：“钱伟长在科学研究上究竟给青年多大的指导呢？现在看来，深刻的指导很少。”
“钱伟长在有些人面前说，他反对学生唯唯诺诺，毫无自己的独立见解。”
“但是，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好的学生是既听话又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人，其次是能力较差但听话的人，最后是不听话的人。”
“大家看他在自己学生面前多么强调听话啊！如果有谁真正照他的话去做，那真是危险的事！”
“在钱伟长的许多学生中，看来最听话的要算叶开源了。”
“钱伟长把叶开源看作是自己的得意门生而加以宣传，其实在我们看来，叶开源的缺点多于优点。钱伟长所以赏识叶开源，无非是听话这一点。”
“钱伟长所谓热心指导青年科学研究工作，他的目的并不是在于为人民培养出更多的科学干部，以便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而是企图通过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来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
“我获了科学奖学金，钱伟长抓住这个机会，把我作了不正确的介绍和宣传，去shan动青年的个人名利思想，去反对党的思想数育。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愤慨！”
“根据我的体会，钱伟长指导青年很不真诚，我向他请教，只能在饭后或休息时才能找到他。”
“他工作时间做什么事去了呢？根据最近揭发，大部分时间是进行右派活动！”(《光明日报》1957年7月21日。)
叶开源是钱伟长，“最听话的学生”他也不敢迟疑，在胡海昌后面紧接着说：“钱伟长是我的老师，我也曾为他所说的培养目标、理工合校等主张迷惑过。”
“我要和他在政治上划清界限！”
“假如你不幡然悔悟，就是连你认为最可靠的学生，也不会再跟你一起工作下去！”（《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22日。）
是的，“毒草放出的，只能是毒汁，不能幻想钱伟长的嘴里吐出过象牙。”
“他引导青年走的道路，就是一条脱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个人主义的道路。”“离钱伟长的道路愈近，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便愈远！”（《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20日。）
钱伟长受到八方攻击，身陷重围，但他就是迟迟不承认自己是章罗联盟的一分子。自己说错、做错些什么是有的，可这也不能说明自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
钱伟长被逼急了，干脆否认自己有任何动机！
梁思成先生便认为钱伟长无赖。他说：“钱伟长睁着大眼说瞎话，说他没有任何动机！”
“最后就索兴撒赖，说不知道有什么动机，要我们帮助他分析他自己的动机！”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无赖到了极点！”
“当然，他的动机是什么，连我们都知道了，他还无耻地说不知道！”
“他可以承认所有的事实；承认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愿意戴一切帽子，就是在这最根本的一点上，说找不出动机来！”（《争鸣》1957年10月号。）
梁先生也许真的难以理解，钱伟长真的没有他们所想象的动机。然而，这却要等到若干年后才能被人相信。
1980年9月，党中央承认他是被错划，予以改正。
整整二十三年过去了，钱伟长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然而，钱伟长的心情并不甚轻松。这年12月，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对于我的过去，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这个公正的结论，正象对于许许多多遭受不幸的人们一样，必然会影响到他和他们的未来！”（《羊城晚报》1980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