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为了易读，原著已加入许多娱乐元素，比如称事件的核心人物帅嘉谟为“学霸”，到电视剧中，改名帅家默，进一步搬演成“算呆子”，并加入桑丘式人物丰宝玉、负面人物程仁清等，导致整个故事被各种刻板印象包围，从民间社会，到士林风气，到家庭生活，到官府规则，到人情交往等，无一不入俗套。“显微镜”只盯典章制度，无视真实生态，已失思辨意味与空间。

挑动民变的程任卿和原告帅嘉谟成了替罪羊，后者罪名是“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被“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歙县志》却称赞他：“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

首先，徽州是靠行政手段形成的府，六县表面是同乡，靠“东南邹鲁”（孟子生于邹，孔子生于鲁，邹鲁是文教兴盛地的代称，朱熹是徽州人，故有此称）神话，勉强维持脆弱的认同感，但这种“以刑辅德”的粗放治理方式，一有利益纷争，因无解决方案，矛盾立刻激化，很难有所变革。

著名学者李约瑟曾说：“在1550年，欧洲的数学并不比阿拉伯人从印度人和中国人继承来的发现更为先进。但在欧洲，紧接着却发生一系列全新的事情。”事实上，正是在明代，中国数学开始落后于欧洲，原因有二：

无视这一背景，把帅嘉谟刻画成“专业至上”的现代人，不甚妥当。在马伯庸以往的作品中，常把古人写成被启蒙后、有独立自我的现代人，固然降低了阅读门槛，却传递出“今古近似”的误会，使读者忽略了近代转型的巨大跨越，对这种只求娱乐效果、放弃责任的写作，读者应有警惕。

生员涉案时，见县官可免跪、免体罚，即使犯罪，也可以褫革衣巾代罚。顾炎武在《生员论》中称：“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

比如《珥笔全书》要求：“以善宅心，能攻人之恶，以理律己，治奸宄之徒。”而《词家便览萧曹遗笔》更明确提出：“韩子云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词讼者人心不平之鸣也。凡举笔必须情真理真，然后顺理陈情，不可颠倒是非，变乱曲直，以陷人于非罪也。天鉴在兹，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