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五角大楼推出了2024财年拟议军费预算为8420亿美元，至少应该是惊人的，这也是自二战以来的最高预算，除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高峰时刻，当时美国在这两个国家部署了近20万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拟议的8420亿美元预算只是被要求以“国防”的名义掏钱的开始。如果加上能源部的核武器工作和其它机构的少量军费开支，军事预算总额已达到8860亿美元。

如果以去年为鉴，国会将在此基础上增加数百亿美元，同时还有数十亿美元将用于向乌克兰提供紧急援助。简言之，我们谈论的是可能超过9500亿美元的战争总支出，换句话说，距离鹰派官员和专家梦想的1万亿美元大关只有咫尺之遥。

这种巨额支出狂潮的最终驱动力是一种很少被评论的全球军事扩张战略，包括分散在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的750个美国军事基地，以及驻扎在海外的17万军队，还有至少85个国家的所谓“反恐行动”。

更值得警惕的是，现任政府似乎只是在为更多类似的情况做准备。如去年年底发布的《国防战略》(NationalDefenseStrategy)就“设法”假设了地球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可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藉此呼吁继续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最近，它又被重新命名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这与拜登总统及其团队在上任初期吹捧的“外交第一”的策略背道而驰。更糟糕的是，它更有可能成为冲突的“药方”，而不是和平与安全的蓝图。

从2018年到2020年，美国政府在85个国家开展的所谓“反恐”活动。

这些行动包括空中和无人机袭击、地面战斗、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计划和控制伙伴部队任务的所谓“第127e条”计划、准备反恐任务或作为反恐任务一部分的军事演习，以及训练和协助外国军队的行动。表明近年来“反恐行动”变得更加广泛。

在“理想”的情况下，国会将仔细审查五角大楼的预算申请，并遏制国防部过于雄心勃勃、适得其反的计划。但过去两年的情况表明，至少在短期内，未来将出现完全相反的局面。毕竟，立法者在五角大楼2022年和2023年的预算申请中分别增加了250亿美元和450亿美元，主要用于国会关键议员所在州或地区的特殊利益项目。很显然，国会的鹰派今年也会推动类似的上调。

国会去年将五角大楼的预算请求增加了450亿美元，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之一。附加项目包括5架额外的F-35喷气式战斗机和47亿美元的造船预算增加；增加的其它装备包括10架HH-60W直升机、4架EC-37飞机和16架额外的C-130J飞机(耗资17亿美元)。

还有一些条款阻止五角大楼退役大量老旧的飞机和舰艇，包括B-1轰炸机、F-22和F-15作战飞机、空中加油机、C-130和C-40运输机、E-3电子战飞机、HH-60W直升机，以及被批评者称为“小破船”的相对较新、但灾难性的濒海战斗舰(LCS)。

并非所有国会议员都赞成无休止地增加五角大楼的开支。在进步派方面，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芭芭拉李和民主党众议员波坎提出了一项法案，将每年从国防部预算中削减1000亿美元。

包括议长麦卡锡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众议院成员确实说过，将把任何与五角大楼有关未来预算削减讨论中“摆到桌子上”。无论他们站在政治光谱的哪一边，削减军事预算的支持者都将不得不面对国会大多数、五角大楼的支持者和武器工业方面令人生畏的影响力机器。

与LCS一样，主要的武器承包商在过去的两个选举周期中，经常用高达8300万美元的竞选捐款来润滑进入国会和影响国会的车轮。这种捐款主要流向最有权力帮助主要武器生产商的议员。

OpenSecrets(一个密切跟踪竞选和游说支出的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最近的选举周期中，新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R-AL)从武器制造商那里获得了超过51.1万美元捐款，而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新任主席肯卡尔弗特(R-CA)紧随其后，获得了44.5万美元。

在推动增加五角大楼开支方面，罗杰斯一直是最积极的国会议员之一。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国防部的支持者，而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等主要国防承包商也正好在他所在的州。所以，他有足够多的动机来倡导国防部的议程。

在国家层面上，武器行业的直接就业人数在过去40年里大幅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320万下降到今天的100万，这是武器行业最大的贸易组织美国国防工业协会的数据。国防部门的这100万个工作岗位仅占美国1.6亿多平民劳动力的1%。简言之，武器支出在整体经济中是一个明显的利基部门，但不是整体经济活动的重要驱动力，尽管与武器相关的就业肯定会增加。

然而，不可否认，确实存在的工作岗位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因为它们往往位于国会议员所在的州和地区，对武器研究、开发和生产的支出具有最大的影响力。

很显然，主要的承包商在未来关于五角大楼开支和战略的辩论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例如，一个新成立的负责评估五角大楼国防战略的国会委员会主要由与这些武器制造商关系密切的专家和前政府官员组成，他们要么是高管、顾问、董事会成员，要么是拥有大量行业资金的智库工作人员。

军火工业的力量和影响力是改变国家优先事项的巨大障碍。但历史上有不同做法的先例。毕竟，在足够的公众压力下，五角大楼的支出确实在越南战争之后下降了，在冷战结束时也是如此，甚至在2010年代初的赤字削减辩论期间也是如此。那么，这一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