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们基本无法了解算法的实质，他们担心，在大量美国选民通过TikTok接触政治信息的情况下，假如中国能够参与对相关信息的筛选和塑造，则可以直接从核心层面影响美国的选举结果。由于年轻人对TikTok更不反感，所以有一些美国人担心，如果当前不能很好地应对，未来的美国选民群体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TikTok上的信息，”孙太一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正是在用户数据隐私和政治干预问题上，周受资在听证会上做出了为数不多的有力反击：“恕我直言，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在数据隐私和用户安全上的记录并不怎么好。只举一个例子，看看Facebook（脸书）和剑桥分析的事情吧。”

《华盛顿邮报》分析指出，美国互联网企业收集用户的消费习惯、浏览记录和实时地址等信息，并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买卖，已经形成了一个数千亿美元的市场，而TikTok近期已经停止追踪用户的精确地址，至少在这一点上已经比美国同行领先。TikTok遭指控的上瘾算法、对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影响、内容管理等问题，在Youtube、Instagram这样的平台上也同样存在。

除了政治的考量，美国对TikTok强烈敌意的背后或许还有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原因。“TikTok是中国科技企业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一个原创性的产品，在世界上占据了引领地位，这是美国人没法接受的。TikTok的成功，对美国与生俱来的优势心理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孙冰岩表示。

打开苹果的应用商店就可以发现，至少在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市场最热门的五个应用里有四个都是中国人持有的：除了TikTok和配套的视频剪辑工具CapCut外，还有快时尚购物应用Shein和“拼多多美版”Temu。TikTok的遭遇，让人很难不对另两家的命运产生担忧。

27岁的Grace Amaku梦想是进入娱乐行业，她在12个小时的繁重护士工作之后，还要去喜剧俱乐部表演。疫情期间，她在TikTok发布的搞笑视频吸引了150万粉丝。假如没有TikTok，她将无法承担在洛杉矶的房租和帮助家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