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双重赔偿》被誉为黑色电影的典范之作，此片名一度暂定为《纵火的金发美女》（Incendiary Blonde）。这部电影为世人所知，一大原因就是其中的蛇蝎美人（femme fatale）形象。美国著名影评人詹姆斯·纳雷摩尔在《黑色电影 ：历史、批评与风格》一书中谈到，蛇蝎美人的出现与社会的进步、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女性自我认知的重构密切相关。导演祖纪妍也曾在《简述蛇蝎美女的历史溯源与发展变迁》一文中指出，二战中男性疲于战事，等到他们归家时，赫然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在社会中立足，并展现出了自己的生存能力。此时，男人们一方面急忙把女人重新赶回家中，另一方面把对独立和权威的女性的恐惧投射到了银幕上，蛇蝎美人形象由此诞生。这些都市女性角色时尚摩登且妖娆，对男性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学者李欧梵也曾经提出，蛇蝎美人其实是城市文化诱惑力的代表。
在1987年的美国电影《致命诱惑》（Fatal Attraction）中，家庭幸福的已婚男子偶然邂逅一位蛇蝎美人，不料从此被她缠上登门骚扰。祖纪妍谈到，导演原本设计的结尾是蛇蝎美人失手杀死男子，且最后逃脱惩罚，试映时遭到了观众一致反对，上映版本的结局改成了男子与妻子携手合力抗拒蛇蝎美人的致命攻击，最终，身为贤妻良母的好女人杀死蛇蝎美人，才得以保住他们的堡垒。纳雷摩尔这样描写蛇蝎美人的可怕之处：“虽然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女通常会遭到惩罚，但她永远是对事物正常秩序的威胁，在一些例子中，男性主角‘就这样被毁了’，因为抗拒不了她的魅力。”
抽烟、喝酒、跳舞甚至还属于敌对阵营的坏女人，为何会有如此魅力？在《道术与天下》一书中，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在那样一个年代，难道还有别的人什么有资格穿得如此出格、长得如此性感么？难道你敢把你身边的阶级姐妹描写得这般妖艳撩人么？”在这个时期，只有政治上绝对错误的女特务才会被表现为最妖娆和性感的尤物。《“十七年”欲望镜像的生产机制》一文指出，散发着身体魅力的女特务是那个时候很少的欲望形象，但是“这种镜像又是与反动的政治身份媾和在一起的，这种叙事模式表明了欲望话语在‘十七年时期’政治身份的非法性”。女特务诱惑力越大，显示出的我军对革命的坚定与忠诚就越强大。所以，女特务必须失败。据统计，“十七年”反特片涉及到女特务的共17部，女特务作为主要角色之一的有16位，最后结局被捕12位、自首1位、被当场击毙2位。
不论是蛇蝎美人还是女特务，都是被男性凝视的女性身体。在弗洛伊德的视野中，女人象征着阳具的匮乏和阉割的威胁，因此蛇蝎美人在带来欢愉的同时也唤起阉割焦虑。好莱坞电影往往让男性观众一边凝视女人，一边惩罚或拯救女人，以此平息他们的恐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影与媒体教授Mary Ann Doane在《蛇蝎美人》（Femmes Fatales）一书中谈到，因为“蛇蝎美人被定位为邪恶，并经常被惩罚或杀害，她的文本消除有关于受威胁的男性主体对控制权的拼命重申”，所以，“她不是女性主义的主体，而是男性对女性主义的恐惧的一种症状。”
在《阁楼中的疯女人》中，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吉尔伯特和古芭谈到，男权之下有两种女人形象——天使和妖姬：天使就是真善美的化身，而妖姬则充满诱惑力，而又极具危险感，令人又爱又恨。很显然，贤妻良母与蛇蝎美人的对照、革命姐妹与女特务的对照，都是天使和妖姬的变奏。但问题是，任何表述都不完全受其生产者的控制，在传播中会获得自己的生命，蛇蝎美人也可以被女人挪用，因为重夺男性创造的文化产物，正是女人学会的生存策略。蛇蝎美人为女性提供了表达和展示的机会，如纳雷摩尔所言，她们体现出对“正常秩序”的威胁。问题就在于，“正常秩序”真的正常吗？
如果要列举我们时代的恶女，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文学研究者施舜翔在《恶女力》一书开篇便提名了《BJ单身日记》中的布里奇特·琼斯。布里奇特·琼斯顶多算是呆萌搞笑，为何被当成恶女？原来，作者认为，过去的好女人要依附和取悦男人，要在亲密关系里无保留地付出；而“恶女”自恋且充满各种欲望，大方流露女性情欲——在这个意义上，布里奇特·琼斯是恶女。她竟敢拥有自己的欲望！《谈日本影视剧中“恶女”形象的创新》一文作者古韵结合日本恶女研究所的相关调研成果指出，广义上的“恶女”指的是富有魅力的、有思想的女性，她们懂得运用自己的特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达成常人难以企及的目标。
这是对欲望的双重标准。如果自恋、大方流露情欲和对权力金钱的贪欲的是男人，那么他只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当展示出欲望的是一位女性，她就有可能被称为“恶女”。甄嬛成为恶女，是因为她胆敢为私情忤逆夫权君权，破坏了封建王朝的“正常秩序”；文东恩成为恶女，是因为她破坏了弱肉强食、官商相护的财阀社会的“正常秩序”。但那些社会也许原本就不正常。
抛开从性别视角出发的分析，恶女叙事也泄露了某种“比坏”的氛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陶东风的《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一文指出，犬儒主义和投机主义的社会风气已经投射到了很多文艺创作当中，他以《甄嬛传》为例，认为这部电视剧对大众弘扬了“比坏”的价值观。陶东风说，背后的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在分析官场小说时，也注意到其中弥漫着的怨恨欲望。他以网络小说《权力巅峰》为例指出，面对腐败分子，主人公采取的方式就是用更强的暴力来对抗黑恶暴力，用更嚣张的手法对抗黑恶势力的嚣张；人们只想用同样肮脏的手法来获得胜利，连想象正义和公平的欲望都已经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