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娜·阿西尔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编辑之一，更是那个时代少见的女性编辑。在五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她发掘了《简·爱》前传、著名的女性主义小说《藻海无边》的作者简·里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等不少文学大家，并和西蒙娜·波伏娃、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众多著名作家密切合作，在行业里成就卓然。
她一生未婚，不是谁的妻子，也不是谁的母亲。对于此她不感到遗憾，觉得自己拥有了完整的自我，人到暮年依然迸发出生命的激情。
阿西尔向来不喜欢孩子，唯独在43岁那年，她对生孩子突然怀有巨大的激情。本质上是她对何为女性完整性认识的一次动摇。一向认为自己缺乏母性的她，这一年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某种东西苏醒：“如果你现在还不生个孩子，你永远都不可能再生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都要给你一个。”她用第二人称与自己对话，而非某个男人。
43岁正是阿西尔认为最健康的生命阶段，可还是没能阻止意外流产的发生，险些失去性命。未能如愿生下孩子的幻灭感并没持续多久，反而被另一种感受替代。醒来后她的肚子已不再流血，身体上所有的不适都烟消云散，一阵欣喜之感汹涌地笼罩着她。“我还活着，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76岁从编辑岗位退休后，她开始握笔写自己的东西。89岁这年，她创作了回忆录《暮色将尽》，在书中，她回忆了自己看似“特立独行”的大半生，坦率地提起人们在生活中常常避而不谈的话题：开放式关系，衰老带来的性欲消退，以及每日都更迫近的死亡阴影……或许是因为写作时已年近90，根本无意顾及其他，阿西尔的文字既幽默又极坦诚，常常令人心头一颤，又不由让人会心一笑。
阿西尔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一个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小教育她必须学会靠自己谋生，因此，当她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并未像当时传统女性一样首先考虑婚嫁问题，而是开始为自己的职业道路做筹划。当时女性面临的职业选择非常少，教学和护理是最常见的两项，但对阿西尔来说，面对这两项工作如同面对“一碗冷掉的粥”一般索然无味。随后，“二战”的爆发扰乱了一切秩序，也为阿西尔开辟了新的方向，她得到了在BBC新闻部工作的机会，也正是在那时，她结识了后来一生的工作伙伴——安德烈·多伊奇。
安德烈·多伊奇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出版商，阿西尔曾和他短暂相恋，后来退回朋友关系。战后两人共同创立了20世纪英国知名的独立出版公司——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虽然身为创始董事，但阿西尔的地位和收入却远不及多伊奇。在当时的出版行业，女性一般只能承担一些助理或者宣传工作，像阿西尔这样独立的编辑本身已是极为少见。
如果说工作中的阿西尔是理性克制的，那么生活中的她则洒脱而随性，甚至对我们当下的女性来说，都相当具有先锋意义。尽管她并非是扛起女权主义大旗、为了公共权益而奔波的那群人，但她同样是那个时代极少数清醒而坚定地以践行自我为人生首位的女性。阿西尔在年轻时经历过两次浪漫爱情之后，便基本确立了自己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我对男人没有期待。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到完整。”当然，她依然会谈恋爱，依然有性生活，但这些关系都维持在最恰当的范围之内，它们“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但“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而对于婚姻——“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实际上还真有三个人这样说过，我当时的感受是：不屑。”
她赞美婚姻，却奉行“独身主义”；她拒绝婚育，却从不缺亲密关系。年轻时的阿西尔也曾痴迷于爱情，对男友依赖到寸步不离的程度。可她抓得越紧，对方越是想逃。直到有一天，男友将她当众抛弃，才令阿西尔想明白了一件事：
人一旦活成爱情的看守，就会将自己困死在婚姻的牢笼里。而这种窒息的亲密关系，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结婚时，与其把手放在《圣经》上承诺至死相伴。不如对着《自私的基因》宣誓：我将摒弃人性里的自私，允许你成为自己。
年轻时的阿西尔，是个极其上进的工作狂。在报社当主编时，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一天接上百个电话，一周做十几次访谈，拜访不同风格类型的作家，邮箱里收到的投稿不断。
可退休后，她的世界忽然寂静得令人不安。为了排遣寂寞，阿西尔想尽了办法，却感受到了这个年龄带来的满满恶意。她打电话给合伙人，刚说了两句话，对方就以工作为由匆匆挂断；她约新人见面，对方一句“你懂什么”，便令阿西尔羞愧难当；她喊老友去旅行，可就在出发前，得知对方病危住院；她在网上发帖求约会，可一连几天，都没人搭理……
没想到母亲说：“不单是女人，也不仅是老去，被抛弃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
是啊，人活一世，独生独死。孤独，就像空气一样，弥散在生命的各个角落。你越是抗争，越会孤立无援；越是憎恨，越会无可奈何。倒不如接纳孤独，与之共生，安享生命里的安静，学会与自己对话。
阿西尔说自己是典型的不服老。60岁时，她仍坚信“老”是件很遥远的事，自己完全可以像年轻人那样游戏人生。
一个傍晚，她穿上漂亮裙子，化上精致妆容，走入一家酒吧。谁曾想，刚一进门，几个年轻人就像看到怪物一样，爆发出哄堂大笑。阿西尔走过去，故作潇洒地举着酒杯，说起她自以为幽默的笑话。一个小伙子不耐烦地说：“奶奶，你说的这些都老掉牙了。”
后来，她想通了：“人老了，被年轻人厌弃再正常不过，和老朋友玩也不错。”
有句话说得好：圈子不同，不必相融；三观各异，做好自己。不是所有人都会张开双臂，欢迎太过热情的你。而我们要做的，无非是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收起泛滥的热情，是对他人的尊敬，亦是对自己的善待。
与世界保持舒适的距离，在自己的主场上，才能找到同频共振的人。
这不是老年人的社交法则，是所有人应有的生存智慧。
阿西尔幼时是家境优渥的大小姐，但是二战爆发后，家族产业衰败，一家人四散流离。但无论贫富，阿西尔始终铭记父亲的一句话：“你必须自己谋生。”于是，她刻苦读书，考入名校，毕业后做文字编辑，她一直努力赚钱，哪怕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地写文章赚稿费。
阿西尔之所以如此拼命，除了父亲教诲，还因为她目睹过太多悲剧。有人想出去游玩却没钱买车票；有人因为穷受尽孩子们白眼；有人因为付不起房租流落街头，有人因没钱看病痛不欲生。甚至有人像流浪狗一样，被活活冻死在路边……
她本以为家境、学识、修养是一个人的体面，到老了才知道，财富才是人最大的体面。
年轻时不努力赚钱，到了老年就得为养老发愁。没有被衰老打败，自己反而先被“穷”逼上绝路。
我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老去后的尊严；付出的所有辛苦，都是为了换取体面。自由很重要，但赚钱更重要。
阿西尔有个朋友叫爱丽丝，是一名犹太裔钢琴家。二战期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正在此演出的爱丽丝不幸被捕。几年后，当她逃出来，发现除了儿子，亲友们都已经在战争中惨死。她带着孩子逃亡以色列，花费毕生苦心将儿子培养成大提琴演奏家。
本以为爱丽丝会有个好归宿，可就在她80岁的时候，儿子意外离世。大家生怕爱丽丝扛不住悲痛，谁曾想她竟慢慢缓过来，一口气活到了103岁。她曾对阿西尔说：“所有的事情都糟透了，但我总会发现其中好的一面。”
爱丽丝一生坎坷，厄运不断，但植根于内心的乐观态度，挽救了她。
看过这样一段话：上帝说要有一个世界，“砰”的一声，世界出现了。上帝说要有死亡，“砰”的一声，黑暗降临了。
我们好似上天手里的玩偶，总是被随意地抛在生死之间。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将心态调整成乐观模式。过一天少一天的日子里，从来不缺灾祸。而人类的一切智慧，就在于对心情的控制上。
只要保持乐观，生活再难，也能从茫茫黑暗里，寻找到幸福的彩蛋。
阿西尔觉得：即便是将死之人，也可以鲜活地存在于时间之中。80岁后，她开启了更为精彩的生活。去夜校学画画、学舞蹈，认识新朋友；把庭院种满花，静待一株雪莲绽放；拄着拐杖去郊外，从溪水里捉蝌蚪，从树上摘葡萄；不能出门时，就在家读书写作看电视。
89岁这年，阿西尔突发奇想，开始写《暮色将尽》。她自由自在地写，完稿后将书出版，并乐此不疲地参加发布会。她把自己活成一湾水，顺着时间的河床流淌，充实又愉快。阿西尔曾自问：为什么人们都惧怕死亡，却鲜少珍惜生命呢？
有人把衰老当成战争，用抱怨与绝望与之对抗；有人视衰老为屠杀，像俘虏一样束手就擒。可事实证明，获得幸福的最好办法，是过好每个当下。
去吃一顿美味大餐，去看细雨中的小草，约朋友看场音乐剧，为家人做几道拿手好菜……
来日并不方长，当下即是最好。不被过去牵绊，不与遗憾纠缠，不为失去痛心，不为明天忧虑。走出封闭与失序，在每一天都能安顿好自己，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善待。
阿西尔的家族有长寿基因，她的外婆和母亲都在生活能基本自理的情况下活到了90多岁高龄，而她本人更是创下了家族的长寿记录——这位出生于1917年的女性，见证了波澜壮阔的一整个世纪，在创作《暮色将尽》的十多年后，她于2019年1月在伦敦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离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