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之下，他的这部《显微镜下的大明》可能在畅销度上不如以上几部，但我却愿意给予更高的评价。

熟读历史的朋友，不难发现中国历史典籍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更多的会着墨于大处，于是我们看到了专门记载帝王事例的本纪，记载大臣的列传等等。于是，那些平民百姓的记载会更多的存在于细微之处。这就需要作者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论文，不断的发现文本错误、解决错误。

但是只有这些却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的是摆脱以往传统历史典籍中叙事的“上位者心态”，而要做到这一点看是极其困难的。

可是，在《显微镜下的大明里》马伯庸以极其严谨的查勘史实，以冷静克制的叙事，以六桩事关最底层平民的案件，为我们展现了明朝的全貌。

其中，《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相较于其他五个案件的框架要大一些，而且也有相关的书籍介绍。这一点上来说马伯庸的文笔虽然极好却是难掩对“甲首户”问题的模糊。当然，有一说一瑕不掩瑜。

以《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为例，在这案件中万历年间，一项并不公正的税收政策直接导致了安徽徽州府的混乱。但是，作为揭发者的学霸、精通数学的数学天才帅嘉谟却落得一个仗一百、流三千里的结局。

而更为让人深思的是1535年，歙县人程鹏、王相二人便已经发现了人丁丝绢税的漏洞——歙县一县承担了徽州六县的丝绢税，并向上级汇报，此事却不了了之。

尽管此案也在当政者更迭后，终于引发重视。然而旷日持久的重税还是导致了五县的暴乱，作为揭发人的帅嘉谟，竟也成为背锅侠，被处以流徒之刑法。

这桩案件中为我们展现的是小民的政治生活，是明朝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是乱民、县官、州府等等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

但在这场博弈中作为冷眼旁观的第三人，我们其实很容易发现这场博弈中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至于原因，这就是内耗，也是历史进程中利益冲突的必然。博弈的结果就是毒素的积累，可怕之处在于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