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的春天，湖南省城出现了这样一件前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

年近半百（实际年龄48岁）的一位小脚妇人带着她的儿子、女儿还有一个年仅4岁的外孙女一家三代人进了湘乡县城寻求新知识。

这是她命运正式的一个转折点。或许在这之前，她仅仅是一位在旧社会下为自己的家庭奔波半生的一位刚毅开明的母亲；在这之后，她决计要成为一位自由自主的新兴女性，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历史增添了一笔清新的色彩。

相信在很多人的认知中，这个名字很是陌生。但是说起我党最早的创始人蔡和森与向警予，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后来的正国级干部李富春与蔡畅，这四位却与葛健豪有着脉脉相通的至亲关系。

其中，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妇更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在被叛徒出卖后英勇献身！

葛健豪生下的三男三女，除大儿子、二女早逝外，加上儿媳向警予，女婿李富春，皆走上革命道路，在近代中国史上，这样一个为中国革命事业输出了如此多人才的家庭，这是很罕见的。

这样一位伟大的传奇女性，当之无愧被称为“革命的母亲”。

1865年，葛健豪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桂林堂。她出生之时，还不叫葛健豪此名，父母给她取名葛兰英。

当时的双峰县，有三大望族：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曾氏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葛兰英娘家葛氏家族。三家彼此联姻，关系势力盘根错节。

葛兰英的父亲葛葆吾原是湘军的参将，后作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

葛兰英三岁时，其父不幸去世，从此家道中落。母亲陈氏成为命苦的寡妇，带着她和哥哥葛望钦，在家与年近60的奶奶一起度日，四人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拮据紧巴。

旧时代社会下的男女婚姻大事，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葛兰英也不例外。由于其父很早就为他定下婚事，对方是父亲昔日在湘军军营的老同僚蔡寿富之子蔡蓉峰。等葛兰英十六岁到了适婚宜家的年龄，就奉命出嫁到了永丰蔡家。

结婚后的葛兰英做起了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也时常关注社会民生，对一些时事能有自己独到的见地。

葛健豪嫁到蔡家以后，这时的蔡家已是大不如从前，家底早已差不多被掏空了，徒有一个府宅空架子而已。从前家门口每日来拜访的人那真是络绎不绝，到如今世态炎凉，门庭可罗雀。

偏偏自己的丈夫还不争气，是个十足的“纨绔”。蔡蓉峰凭借姻亲关系在上海机器局谋到了一个小职员位子，葛兰英随夫到沪，不久生下了蔡和森（原名蔡和仙）。但没想到，蔡蓉峰这时骨子里的陋性开始显现出来，不仅有模有样学会了抽鸦片烟，还讨了一个小老婆，回到家竟还对葛兰英母子颐指气使。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葛兰英明显感受到此时的丈夫已经变了心，她看清了现实，却再不想做一个逆来顺受的绵羊。薄情寡意之人既然留不住，那她就准备离开。

1899年春天，葛兰英回到了娘家荷叶桂林堂。次年，蔡蓉峰离沪返湘，想把葛兰英母子接回永丰，但葛兰英坚决不同意，蔡蓉峰只好在荷叶买下光甲堂及30亩耕地，一家人定居下来。第二年，蔡畅（原名蔡咸熙）出生。

葛兰英毕竟还是处于那个时代的女性，“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还在束缚着她，尚在蹒跚学步的五尺孩儿也不能没有父亲，就这样思虑再三，面对丈夫的浪子回头，葛兰英接受了蔡蓉峰的回家。

秋瑾（1875-1907），浙江绍兴人,字竞雄,号鉴湖女侠。秋瑾不仅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奇人，她还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志士、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敢于冲破封建社会的束缚，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是历史上的一位奇女子。

唐群英（1871-1937），湖南衡山人，出身于武官家庭的她自小性情豪爽，聪慧过人，唐群英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辛亥革命功臣、女权运动先驱，在当时也真是一个风云人物，被誉为“一代女魂”。

在双峰荷叶时，三人由于心志相当、志趣相投常有来往，并且经常是彻夜长谈。

从秋瑾那里，葛兰英接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为她敢于反抗礼教的那股侠义精神深深折服，并将秋瑾创办女学，革命建国的英雄事迹讲述给自己的儿女，经常勉励自己和教育儿女，要做秋瑾那种有益于社会的人。

1907年安庆起义事泄，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从容就义。得知秋瑾被害的噩耗后，葛兰英与女儿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葛兰英迁到永丰的时候，身边只有3个孩子，即年19岁的蔡麓仙，13岁的蔡和森（原名蔡和仙）和8岁的蔡畅（原名蔡咸熙），但是由于家庭日趋破产，儿女们都没有继续上学业。

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可不是闹着玩的，但偏偏总有人还想着复辟、独裁的美梦。

于是世人可就不同意了，革命形势愈演愈烈，葛兰英这时越来越感到送儿女读书的重要性。当许多新的学校在省城长沙兴办时，她下定决心，一定要送儿子进省城去读书！

但是当时的蔡家早已破产，拿不出学费怎么办？葛建英把自己私藏了几十年的嫁妆拿出来典当，然后送孩子们远离家乡，到省城读书。

葛兰英积极支持儿子读书，在母亲的影响下，蔡和森等孩子们走上了读书救国道路。同时，她还支持女儿同那“吃人”的的封建纲常礼教作斗争。

在当时的旧社会，女孩从小就接受着“内外有别（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的古训，她却让女儿蔡畅（蔡咸熙）到外面跟男孩子一起玩；不忍女儿受裹脚的苦，不让其缠足；让自己的女孩也能读书识字，抛头露面。

母爱何等深沉！常言道：父母爱之子女，则为之计深远。但丈夫蔡蓉峰的做法却让她寒透了心。

1913年夏，丈夫蔡蓉峰财迷了心窍，为了得到500银元的聘礼，竟要把年仅13岁的蔡畅卖给一户财主做小媳妇。

葛兰英见不得这样的委屈发生在自己的宝贝女儿身上，她不能让自己女儿一生被一场包办婚姻这样轻易被毁掉。为了女儿免遭迫害，她鼓励女儿与父亲抗争，逃脱家庭去往长沙。

正是由于有这样善解人意的母亲支持，年幼的蔡畅才得以脱身，顺利地来到了长沙投奔哥哥蔡和森，进入周南女校念书，从此与旧社会生活划清了界限。

蔡畅走后，丈夫蔡蓉峰随后出走。但葛兰英并没有被打倒，她的思想开始成功蜕变，想到要开始做些什么了。

得知父亲离家出走，担心母亲一个人在家的蔡和森立刻从省城回到家里，他劝说母亲和他一道去长沙寻求新知识。

蔡和森告诉母亲，省城有个女子教员养成所，是专门为女子开设的一个教育速成学校，学校免收学膳费，经过两年的学习后，就能担负女子教育。

其时的葛兰英心中一直有一颗革命之火，她向往秋瑾那样不甘于命运的人生。如果学成，往后致力于女子教育，那将是一件大益于社会之事。

于是，她做出决定要去考考那个女子教员养成所。并打发儿子去把已经出嫁到衡山的大女儿蔡庆熙接回来，一道进省城去读书。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样的场景。

学校老师对这样一位高龄的求学者前来报名也是感到十分诧异，但因年近半百（实龄48岁），学校拒绝了她。

葛兰英感到十分气愤，叫女儿写了一纸状书，呈上长沙县衙去评理。

并且她还将自己的名字更改为“葛健豪”，自称：“‘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 。

县官倒是还挺通情达理，在读完她的呈文后，深深钦佩这位妇人的胆识，就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

一家三代人都在省城求学，这一事迹在当时湖南被称作佳话。

在学校的葛健豪，虽然年龄最大，但却是最勤奋刻苦的，能够和这些朝气蓬发的青年一起在学校读书，她的内心是从未有过的开心。

1915年毕业之后，葛健豪选择回到家乡。在儿女的支持下在永丰镇创办了“湘乡县第二女子职业学校”（当时湘乡县政府已在县城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葛健豪任校长。

葛健豪为了这所女子学校付出了很多心血，她在组织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时，还经常组织宣传民主与科学，在当时可谓是开了新风气的先河。

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同毛泽东等发起创立新民学会，不久蔡和森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去了北京。

葛健豪对这个提议十分地动心，但还有几分忧虑，后来在儿女的鼓励下决定陪同奔赴法国。临行前她对送行者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

当时的报纸发表文章说：“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头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其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在经历35天的海上颠簸后，远渡法国的轮船终于载着他们一行人来到了浪漫的法国之都——巴黎，由于当时的法国男女分校，葛健豪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女生进入蒙达尼女子公学。

在法兰西的四年，没有一天不是新鲜的！

毫无外语基础，又伴随着年龄的增大，学法语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在学校的葛健豪常常会因为奇怪发音和小脚走姿引得一些年轻的法国姑娘发笑，但葛健豪毫不在意。她的努力并不低于同行女伴，每日坚持读报，学习法语发音，半年后可以熟练使用法语，终于攻克了法语这个难关。

在异国他乡的日子，蔡和森和向警予，蔡畅和李富春这两对同志成为情侣。对此葛健豪是积极支持的，她鼓励儿子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蔡畅与李富春相互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他们分别自由恋爱、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

葛健豪本就擅长刺绣，她的湘绣作品图案秀丽，工艺精细。她将自己的手艺传给女儿和儿媳，三人将自己绣好的作品出售给法国妇人，深得法国妇女的喜爱，一件可卖几十法郎至上百法郎。

这样，不仅能传播中国的湘绣，还能将换来的钱供自己和儿女们的勤工俭学，用剩余的钱资助他人，尤其是对蔡和森等人在法国建党活动予以支持。

1923年2月蔡畅与李富春的女儿在法国出生，取名李特特。

在国外的日子并非悠闲享乐，葛健豪既要勤工俭学，还要参加革命活动，又要为女儿当保姆。但葛健豪享受这样的生活，她觉得很有意义，知道自己的价值。

同年秋，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二人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小外孙女李特特辗转归国。

回到长沙以后，葛健豪重遇自己的闺蜜唐群英，两人决定联络其他人积极投身于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

1927年，“宁汉合流”正式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大量特务在全国各地搜捕共产党员，全国大小城市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葛健豪先后带着自己的儿女的后代，辗转于沪、汉，掩护儿女、儿媳和女婿干革命。

1928年，向警予被叛徒出卖，在法租界被捕，为革命牺牲了。经儿子蔡和森与女儿蔡畅商定，把老母亲安排回到老家湖南永丰。

1931年8月4日，在广州军政监狱，年仅36岁的蔡和森牺牲于敌人的酷刑之下，家里人怕她伤心，一直瞒着未敢让她知道，避免她沉浸在“白发人送黑发人”伤痛之中。

尽管葛健豪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作息，但人终有老去之时。

直至临终前，她还一直不知道儿子蔡麓仙和蔡和森已经为革命壮烈牺牲。

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要他们跟着润之好好干。”

毛主席在延安得知蔡母逝世后，提笔写了“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给予“蔡伯母”以最好的褒奖。

葛健豪虽非中共党员，却立传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 ，是其中唯一的一位非党人士。足以可见她在中共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最开始的时候，她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女性一样，深受封建礼教的荼毒。渐渐地，在受到秋瑾的影响后，她开始醒悟到妇女自主的重要，投身于妇女解放事业革命的观念；在革命的浪潮汹涌起伏之际，她鼓励支持自己的儿女去干革命！

这样传奇的人生经历，这样宽宏的格局和胸襟，可以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像葛健豪这些早期为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先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