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座医疗条件有限、医生水平不高的小城，这并不算什么医疗事故。

这种美国的传染病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传染病专家、少校特工、资深记者，先后来到这所儿童医院进行调查。可查到最后，掌握了事实的他们却全都默契地上报谎言。

记录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名为疾病的战争。

在埃利斯塔的一所儿童医院，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去世了。

由于读过外国医学杂志，了解一些艾滋病的临床症状，一个念头在他脑海疯狂滋生——

这些免疫力异常低下的孩子，可能得了艾滋病。

他把猜测说给院里的资深医生听，后者直接笑出声。

- 这是感染了 HIV 病毒的症状

别逗了，2.5 亿苏联人不会得这种 " 美国病 "。

身为所里唯一的艾滋病研究专家，大冈在一名外国患者身上发现了 HIV 病毒抗体。

警觉的他一连问了许多问题：

对方被他冒犯的猜测激怒了。

可女同事 " 体贴 " 地阻止了他。

但这就是历史真实的一貌。

而苏联公民又是何等正直、正确、遵纪守法。

不排除是美国发起的生物战。

尽管不被理解，大冈仍然在坚持研究艾滋病。

一名来自列宁格勒的医生，说她那有个病人，怎么治都治不好，症状很像你说的那种病。

这是一个伤势严重的退伍老兵。

他先是发烧、失眠，接着腹泻、皮疹，再后来淋巴细胞是正常的两倍，直到被确诊卡波西式肉瘤。

在纪律严明的苏联军营，也有（性伴侣）。

" 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为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 "。

这是苏珊 ·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的名言。

一个新的重疾诞生，如何阐释、如何治疗、政策是否有效、人民是否满意，每一点，都是 " 子弹 "。

" 就如梅毒被视为羞耻的、粗俗的疾病；结核病（结核杆菌被发现之前），被解读为一种偏执；艾滋病，因其特殊的传播途径，被视为对放纵的惩罚。"

随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刊登了多例病人的病例报告，他们多患有卡波西式肉瘤、带状疱疹和淤血斑。

经由多国传染病专家研究，这种由免疫缺损所带来的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被命名为 " 艾滋病 "。

苏联察觉到，这是个反击美国的好机会。

在克格勃无孔不入的宣传策略下，艾滋病被赋予了疾病之外的意义。

不全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洗脑，相当一部分民众，是主动拥抱谎言。

那只要嫖客加钱，一切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马上就安全了。

那放弃艾滋病人，也就回避了良心和道德本该面对的谴责。

这种看似愚蠢至极的脑回路，其实很好用——

逻辑上，把错误归咎给患者。

那我们 " 正常人 " 当下没有出路的痛苦，才可能得到暂时的安息。

一切就像《让子弹飞》那句流传颇广的台词。

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长着麻子。

在《让子弹飞》，" 麻子 " 和 " 牧之 " 是文字游戏。

" 不愿意 "" 更愿意 " 和 " 特别愿意 " 三者之间，是人们对所怀偏见从浅到深的执念。

" 麻子 "，本是一个事儿，指向一种疾病在人身上留下来的痕迹（或者天生就有）。

可它却逐渐成为人的指代。

很大程度上不是恐惧疾病本身，而是恐惧疾病的隐喻，恐惧疾病所带来的负面印象。

剧中，一名少女得了艾滋病，第一反应是怕。

" 别告诉我的父亲，他会杀了我 "。

因为深受疾病的隐喻影响的苏联人，早已把艾滋等同于堕落、放荡。

水面下的冰山，是一个社会病了。

剧中，你其实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反派。

按今天的认知，那些关于艾滋病的荒唐的定义，完全是不值一驳的笑话。

那些简单可笑的骗局之所以能骗到你，往往在于我们主动上缴了追问、质疑的权利。

当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沉默时，那留下的声音，一定是谎言。

剧集一直在强调大冈和基尔桑这两位医生的为人。

他们崇尚理性、尊重科学，是为数不多对艾滋病有深刻认识，并愿意全心全意为病人付出的好医生。

当他们发现，艾滋病在苏联的爆发，不单由于血液传播、性传播，而很可能是卫生部下发的免疫球蛋白携带了艾滋病病毒时。

——那批药迅速被卫生部给下令销毁。

而下令的，正是大冈的父亲老冈（卫生部副部长）。

他不敢再对那批药物进行检测。

小医院出身的基尔桑出于现实考虑，还是选择了沉默、消声。

而大冈，西装革履，一脸正经地坐在摄影机前，他那么顺滑、自然地也开始了似曾相识的表演。

他说，此次艾滋病爆发的原因，是埃利斯塔儿童医院的工作人员经常违反规范。

以他为荣的女友，关了电视转身就走。

我很担心会开始另一种流行病

从基尔桑到大冈，从大冈到老冈，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恶意，他们就像一个个精妙的齿轮，无情绪地运转着。

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某种更高信念的驱动下，将一个个谎言，充满善意地钉入人民的身体。

《零号病人》不吝于展现疾病的隐喻、政治的复杂、人性的多面。

他毫不留情地演示了真相与谎言的斗争。

谎言也不一定长着邪恶的脸。

1989 年开始调查 75 名儿童和 4 名成人在埃利斯塔儿童医院感染艾滋病一事由于时效期满于 2001 年停止调查未公布肇事者的名字

《零号病人》在结尾，还是给了观众一个小彩蛋。

记者提到，已经成为院士的大冈，在研究结果中让大众相信，埃利斯塔之所以爆发艾滋病，是工作人员操作不当，而跟免疫球蛋白无关。

整个艾滋病事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人有勇气站出来，去承担责任。

它刻意在故事已有定案后，" 画蛇添足 " 地加上当事人的看法；刻意在使用早就落伍的黑白影像，企图混淆历史与当下的边界。

但这正是 Sir 爱到不行的原因。

朴探员和基尔桑在这里的凝视，像极了一支冷箭。

它穿越屏幕，刺向凶手，也刺向每一个看电影的我们。

这哭声到底来自远方，还是胸口那颗还在跳，还有温度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