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7年徒步考察京杭大运河之后，2021年，其团队开始了瑷珲腾冲线的地面考察。今年4月7日、8日，其沿当年红军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线路徒步考察，命名为“重走红军路”。本文节选自其日记。

为什么要求从地上走，要求到现场？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现场可以获得“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

不到现场可不可以搞调查研究？当然也是可以的。但这种不到现场的调研，实际上是借助其他人的调查材料进行的，或者说，是一种案头的、纸面的调研。

那么，间接的、案头与纸面的调研有什么问题呢？主要问题有两个：

第一，他人的调研，因调研的目的、要求、水平等多种因素，无法满足你的特定需要。

第二，更重要的原因是各种案头材料对于一个没有到过现场、缺乏现地知识的人来说，会产生理解困难，会产生大量歧义。没有到达过现场的人还容易根据自己以往的知识和经验对一些案头、书面获得情况做出判断和理解，犯所谓“想当然”的错误。

总之，缺乏现地知识会导致许多干扰乃至误导。我们遇到过许多这样的情况，一些没有现地知识的人，在阅读案头及纸面材料时，会提出许多理解上的假设性问题。而这些虚拟的假设性问题，许多是出于想象的，在现实中根本没有发生。这些多余的假设引导着人们产生歧义和误解。

现场调研，则可以因现地知识而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乃至错误的假设与歧义，并且在许多情况下，现地知识可以使调研者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具体，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把调研者的认识直接引向事物的真相，即产生所谓的“直觉”。

总之，现场调研、现地知识，是一把“奥卡姆剃刀”，可以帮助调研者去伪存真，除杂留纯，删繁就简。我的体会是，获取现地知识是调查研究的一种捷径。

这次“重走红军路”——从石棉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溯流而上走到泸定桥——再次证明了现场以及现地知识对于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的长征故事广为人知。但是，在我们没有身临其境，没有沿着当年红军足迹在大渡河谷地里走上150华里之前，我们关于红军巧渡金沙江、转战大渡河的认知其实也就是两个概念：安顺场和泸定桥，也许再加上一个“石达开”。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当年红军强渡安顺场，再飞夺泸定桥，跨越大渡河，就取得了胜利。恐怕大多数人关于红军长征这一段的认知都是如此吧？！而当我们来到现场，当我们走过“红军路”之时，我们的认识大大地变化了，我们对于当年红军在大渡河流域的征战历史的认识变得立体丰满、深入细致。

有关红军转战大渡河的历史介绍中，一般都会提到石达开大军安顺场覆灭的故事。1863年5月，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率三万大军来到安顺场，结果未能渡过大渡河，最后全军覆没。以至于后来攻取泸定桥的红军先锋团政委杨成武故地重游时，曾写下对联：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我们这次来号称“川西门户”的雅安汉源、石棉一带调研，到了这里我们才注意到，1935年红军长征进军四川，与72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大军进军路线几乎完全一样。

四川西部有来自横断山系的三条大江，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金沙江上游自南向北流到现在云南昆明以北元谋与四川攀枝花交界的一带，河流方向从总体上向东南转向西北。金沙江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大转弯。雅砻江是金沙江最大的支流，也在这一带汇入金沙江。金沙江在这个转弯河段的下游水势逐渐平缓。当年石达开从云南进军四川就是在这个大转弯河段的巧家渡渡过了金沙江。72年后红军也是从云南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的。

红军本想从巧家渡江，但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部队已有戒备，所以红军改走上游的皎平渡渡江。但是，无论是从巧家还是皎平渡江，渡江以后的路线都只有一条，就是先到四川的会理，然后沿雅砻江支流安宁河谷向北行至石棉，再进入大渡河谷地带。这是这一带向北的唯一道路。石达开和红军的战略意图是一样的，就是从川西这条唯一通道进入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西侧是高耸的横断山系，从川北的阿坝州、甘孜州绵延上千公里直到云南。大渡河沿横断山东侧自北向南在石棉拐向东南方向，在这也形成了一个大拐弯。安宁河谷与大渡河谷是自川西进入成都平原的通道，所以，执有同样战略意图的太平军和红军时隔72年走了同一条路。

不同的是，石达开未能从安顺场渡江，而红军强渡安顺场又飞夺泸定桥，跨越得了波涛汹涌的大渡河。

如果我们不重走红军路，故事原本到此也就讲完了。而真正达到现场，获得了现地知识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故事远未结束，红军渡过大渡河并未脱离险境。我们从石棉向北徒步走进大渡河谷地后，才知道大渡河谷地带原来是兵家的“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