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投资人，也没有官方背景、企业背景，制作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几个人从自己这么多年挣的工资里掏一点出来，所以就会做得很省。有些戏学校拨一点钱、基金拨一点钱，或者有一个出品机构，会有百十万的资金，我们直到现在还在10万以内的规模做戏。我有一个例子，看过《四张机》的观众可能记得舞台上亮起一首诗的灯箱，那个灯箱第一版是淘宝上60块钱买的鞋架，再拿纸壳糊上去，手工贴LED灯条。灯光师老范有一天很着急地给我打电话，说原先我买的灯条做出来效果不能达到预期。我说那你有别的解决方案吗？他说有，那就得换另外一种更贵的灯条，但是那个要贵不少钱。我说你说吧，贵多少，我去跟制作组申请预算。他说要贵10块钱。对，这是原话。当时我也觉得有点那个，真的吗？贵10块钱你觉得是这么大的问题吗？他说你只看单一组灯条贵10块钱，加起来要贵50块钱呢。我说是不少。就是穷到这个程度。直到现在，道具老师给演员配眼镜去潘家园都是10块钱、10块钱地砍价。

我现在会和刚刚开始创作的年轻导演说，做作品这件事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保持，不能把自己的想法构思停留在家里、卧室里，而是要尽一切的可能性，无论用多少钱，无论有多困难，让这个东西做出来，带着它的瑕疵，带着它的缺陷遗憾让观众看见。当时我和我们班一半的同学创立了一个剧团，大家用工作收入来维持这个小剧团的正常运营。回国以后也一样，我还是想办法尽量保持正常的制作环境，能够给演员找到一个好的排练厅，能够让大家在有一点点经济保障的前提下去创作。

我能说什么给大家一点信心？当我们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很多作品的时候，当没有很多人知道你的戏剧风格、你想做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怎么去找到制作人、出品人，怎么找到钱？我的经验是，开始真的就是刷脸，就是尽量不用钱，灯光也好、舞美也好，让所有的朋友、伙伴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工作一个月、两个月，做出一个作品，慢慢地有些人会来聊后面的合作，因为他们看到之前的作品，看到里面的瑕疵，又看到里面有点意思的东西。

每次人家一讲到曹禺23岁写出《雷雨》，温方伊21岁写出《蒋公的面子》这种话的时候，我真的很惭愧，我是一个90后天才编剧吗？并不是，是因为很多天才的人都选择了其他的职业。在我本科的时候，有几个同班同学比我更有才华，只不过他们后来转行了。他们转行的理由是感觉戏剧是不怎么正经的行业，尤其综合性大学的学生特别容易有这种想法。我的一位学姐是很成功的编剧，她总想要一个正经职业，于是就去银行实习，直到有一次参加了银行的年会，见识到了灯红酒绿背后的空虚，就觉得其实银行业也不怎么正经。

如果要说我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改变的话，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助力，让我有信心将来继续做这一行。我父母都在电力部门，当初我高中选文科的时候，他们就说，你选文科，将来找工作我们就不可能给你提供任何帮助了。如果你读理工科，哪怕读一个很差的学校，我们都可以帮你安排个工作。但是我就是走上了这条路。这两年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趋势，一到每年填大学志愿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女孩儿不要学文艺，不要以为女孩儿只能学文艺，你们要学理工科。我就只能说，没关系，学文艺也不丢人。

我是一个很懒的作者，人家说我八年只有两部戏，到底在干什么。一个是害怕，另一个是懒。《蒋公的面子》实在是起点过高，大家都希望我能推出更好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事情，之前广州大剧院的工作人员问我是如何保持高质量产出的，我说只有两部作品叫保持高质量产出吗？对于艺术家来说，保持高质量产出的唯一方法就是产出了高质量作品之后再也不产出。哪怕是最顶尖做艺术的人也无法保证自己的下一部作品一定是成功的，是完全不合格的都有可能。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戏剧市场其实既不缺优秀的编剧，也不缺优秀的导演，最需要的是优秀的观众。我这么多年做的就是纯商业戏剧，因为我是做小剧场戏剧的，很少能够拿到真正的政府扶持，必须一张票、一张票卖出去养活自己、养活团队。我特别能理解贫困戏剧的贫困。有一个玩笑说，在上海看戏的是观众，在北京看戏的都是老师。我们的校园剧社和校园活动能让所谓的“无知”同学走进剧场排戏，通过排戏知道戏剧这门艺术很有魅力，开始愿意走进剧场，愿意把自己的闲暇时间、富余出来的一点钱花在戏票上，这就是中国大学戏剧普及对戏剧行业非常重要的支持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