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读了苏州第十中学校长柳袁照文情并茂的文集，他从各个角度介绍了清朝末期爱国女士王谢长达有鉴于国情的衰败，更为振兴女子教育，于1906年在苏州鼎力创办了振华女校，也就是今日苏州十中的前身。这位继续传承百年名校历史并开创出新局面的柳校长，谈起本校名人如数家珍：身负盛名的作家、翻译家杨绛，和钱三强一起作出突出贡献的物理学家何泽慧，“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被称为“中国贞德”的陆璀等等。不过，令苏州十中引以自豪的，却还有一位男生，他就是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九十年前男生入女校读书，那可是十分罕见的事情。要说清它的来龙去脉，不能不交代我家与振华的关系。
我家祖籍吴江。我的玄祖杨海山购入吴江同里镇房产——今吴江市已将其辟为杨天骥故居。杨海山有两个儿子，大的名纯卿；次名粹卿，即我的曾祖父杨敦颐，字粹卿，后号甦民。长子继承家业的经营管理，而杨敦颐则进入学界追求功名。曾祖少年时即对汉学有独到理解，十八岁时即在震泽入泮名册上注明“府一”。1885年在乡试中置选拔科，杨敦颐与吴县的曹元弼、通州的张謇（清末状元，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范当世和朱铭盘被称为“苏府二龙、通州三虎”。1887年杨敦颐被授镇江府丹徒县县学训导前后六年，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
1917年是振华女校的转折之年，因为王谢长达的女儿王季玉从美国学成归国，并答应她的母亲要把振华女校办好。振华的新纪元开始了。季玉先生首先确定的是振华女校的授课范围，由原先的单一高小扩展到中学课程，因此需要成立中学部。季玉先生的筹划按现时的说法就是“定位”，但依当时振华的经营状况和校舍现状，都无法实现季玉先生的设想。季玉先生的魄力真令人钦佩，她动员起自己能找到的所有社会力量为此设想募集资金，联系新址。其中她借助的重要人物之一就是我的曾祖父杨敦颐。蔡元培、李根源（曾任云南讲武堂督办）等也来助力。1921年成立校董事会，杨敦颐被举为董事长。在任期间助季玉先生经营振华，“其于校政悉心规划，极惨淡经营之苦心”。由此振华女中迅速发展，声誉日隆。几年后，曾祖父年老且病，遂辞去校董职位，去上海老西门宅邸养老治病，临行前将从吴江带来的（包括在苏新购置的）数千卷书籍一并赠予振华。1928年11月，曾祖父病逝于上海寓所。振华女中为其召开了追悼会，进行祭奠。其校刊上登载祭文和杨敦颐先生传略，祭文中有“唯我女校，受惠无穷……”之句，非溢美之词也。曾祖父对振华可谓竭尽全力，这是他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所做的最后冲刺，因此也获得振华上下对他的尊重和感激。
入读最年长的是我祖母（黄理，字质扶）的侄子黄克维（1907年生），他1914年左右进振华女校读书。黄克维在振华学习期间一直住在我家。杨家第二个进入振华的男孩就是我的父亲杨恪（1909年生）。他自幼体弱多病，我的祖母怕他在学校受人欺负，让他五岁到七岁在家里启蒙，然后送到女校直接读三年级，时间当在1916—1919年。杨家最后一位进振华读书的男孩是费孝通（1920—1924在学），他是我姑祖母的小儿子。费孝通的母亲杨锡纶，字纫兰，是我祖父的姐姐，当年仅四十岁已病魔缠身。尽管她自己早年即从事教育事业，但那时已感到力不从心。1928年，年仅四十八岁的杨纫兰逝于大年初一，对我的曾祖父是一大打击。
综观振华女校中的男学生，大体有以下特点：一是家中较殷实，或愿意为孩子的教育埋单。二是孩子多为家中宝贝。黄克维和杨恪为“单传子”，幼年时相伴的多为姐妹，性情温和。费孝通为幺子，虽然淘气，但属蔫淘之列，并非争强斗狠之辈。父亲1980年代请费孝通到家里进晚餐，指着他的表弟对大家说：这个人比我小半岁，我们小时候差不多高，每次有客人来他老是说他是哥哥。举座欢笑，笑得最开心的就是费孝通。
这些男孩的家庭多与振华的王家有些关联，如杨家多次资助过振华；而杨纫兰与振华的王季玉、沈骊英等都是办教育时的好友。可以想象任何男孩子都不会乐意告诉他人自己是破例从女校毕业的，因此振华的男学生在离开振华后大多不愿公开这一经历，家人也为之遮掩，造成现在查证很难。费孝通是在离开振华二十年后才被人“识破”，但回首当年又感到振华于己的恩情，遂写出多篇感人肺腑的文章来。
这里讲一个有趣的插曲。后来以研究和种植月季出名的蒋恩钿和我父亲杨恪同是1919年从苏州振华女中毕业的，她后来和在清华大学的同学陈谦受结为秦晋之好。陈家于1953年来天津工作。由于我们两家都住在和平区离得不远，更由于历史渊源就成了通家之好。记得有一次我呼之为陈伯母的蒋恩钿来我家，谈起我父亲和费孝通进入女校，虽然他们都是近六十岁的人了，她还是把我父亲尤其是费孝通大大地取笑一番。蒋恩钿认为，由于祖父母过分疼爱孙子，怕去男校挨打而送进女校；而她们女生认为这几个家伙没有出息，合了伙常要欺负他们这几个男生。她记得费孝通进了清华，英文也讲得有几分女里女气。最有意思的是，她还回忆说：在振华上课时，一次老师问费孝通，英文if当什么讲？费也用苏州话回答“倘使”，发音近似“烫水”。老师一时没听清，于是追问：“侬讲啥？”费以为答错了，慌乱中竟然又以苏州口音回答：“开水、开水。”结果弄得整个教室哄堂大笑。
在振华上过学的黄克维，先在燕京大学医预科，后入协和医学院并获博士学位（1933）。1935—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病理研究院学习。1949年初又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神经病理学。1950年，他毅然回国报效祖国。一开始在四川工作，1962年在他的大哥黄克纲（解放后为解放军301总医院内科主任）极力举荐下进入301医院任教授，并组建神经病理学研究室。1974年进入中央保健组，曾为毛泽东的病情作过诊断。黄克维一生都保持着温和近人的本色，1969年他被下放延安，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黄老汉”。
我的父亲杨恪则不如他的表兄和表弟幸运了。1920年他进入交大附中上学，1930年上海交大毕业，去北平清华大学做助教（四个月）。1931年进入北宁铁路新河号志段，算是学有所用，从此他的大半生都与铁路信号或煤矿信号有关。1932年去英国勤工俭学，学的仍旧是铁路信号的系统设计与施工测试。回国后一直在铁路系统工作。1944年4月被借调到重庆战时生产局优先处，主要工作是将战时所需物资的名称、用途、所需的时间（轻重缓急）翻译成英语，交对外经济管理局，再从美国组织船只运至印度加尔各答或卡拉奇。抗战结束之后，才知道父亲的这一工作冥冥之中老天似早有安排——当时在美国组织物资调配和船运总负责的正是我的叔祖杨锡仁，也就是说叔叔在美国负责发货，而在四川接货一端负责翻译所需物资目录的是他亲侄子杨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