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球低温升高、极端天气（降雨量显著增多或减少），看似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有着灾难性的负面影响。但实际上，却有部分地区从中受益。粮食产量、疾病传播、资源开发，如何从全球气变中获益？面对全球气变，真的会有“赢家”吗？
•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变暖降低了玉米、小麦和水稻的总产量，并使农业生产力增速放缓了21%。
• 全球变暖将引发诸多粮食安全隐患，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中亚及中美洲地区（超过800万至8000万人将受到影响）。
• 到2050年，北冰洋的夏季很可能将再无冰雪，这也进而带来了新的航线和自然资源。
如今，有30多亿人生活在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环境中[1]，这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无疑有着灾难性影响。不过，这种全球性现象也暗含着一定程度的变数。比如，虽然绝大多数人将面临诸多不利影响，但仍有一小部分群体将从全球变暖中获益。
在最新的IPCC报告中[2]，有一章专门讨论了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得益于农业技术（品种、灌溉、施肥等）的进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农作物产量增加了2.5至3倍。同期，玉米（-5.9%）、小麦（-4.9%）和水稻（-4.2%）[3]却因全球变暖而出现减产，农业生产力增速放缓了21% [4]。预计减产势头将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末。
但上述平均数并未反映出地区差异。虽然IPCC的报告称，气候变化的预期影响“弊大于利”，但部分地区正从气候变化中获益，尤其是那些年平均气温低于10℃的地区（如北极和中亚）。
图卢兹国立理工学院研究指导资格教师、法国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农业生态学与一年生作物可持续增产研究项目副主任Edward Gerardeaux称：“气候变化对农作物影响众多，很难一概而论。”首先，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会刺激光合作用，从而增加生物质。“这一众所周知的影响能使拥有特殊光合作用机制的作物受益，如小麦、水稻、马铃薯等。”另一个积极影响是温度的上升。Gerardeaux补充道：“在某些温带地区，全球变暖能够减少热应力，扩大适宜种植区域的范围，例如向两极或高海拔地区延伸。”
在马达加斯加中部的高原地区（人口最多的地区），气候变化促进了水稻的种植。在悲观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产量预计将会上升10%以上（超过576公斤/公顷）[5]。“卢旺达和肯尼亚等高原国家预计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过去几十年，中亚的玉米和水稻，北美的玉米和大豆，北非、北欧和东南亚的小麦，以及澳大利亚的水稻都因气候变化而出现了生产力提升。
相反，在温度较高的地区，全球变暖会削弱许多植物的生产力，加快它们的生长速度，并缩短其寿命。Gerardeaux指出：“超过一定的阈值，植物组织就会退化，子实体就会不育，对玉米和水稻等群聚性植物而言尤为如此。”降水量不足、极端天气事件增加等降雨量的变化会进一步加剧该现状。干旱已经导致75%的耕地减产[6]，而高温和干旱的综合作用也大幅降低了全球玉米（-11.6%）、大豆（-12.4%）和小麦（-9.2%）的生产力[7]。这些负面影响远超全球变暖对世界许多地区产生的积极影响。例如，在西非，小米的产量下降了10%-20%，高粱的产量下降了5%-15%。
这对全球粮食安全意味着什么？答案是，将引发诸多粮食安全隐患，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中亚及中美洲地区（超过800万至8000万人将受到影响）。“对农业的积极影响并不能抵消这一风险，部分地区的情况会有所改善，但这并不会惠及较大的区域，毕竟这些区域的贸易环境更为复杂。”
以疟疾这一种疟原虫属寄生虫引起的病媒传播疾病为例，社会经济（卫生系统、人类行为等）和气候因素均会影响该疾病的流行。疟疾的病媒按蚊需要充沛的降雨来创造产卵场所，而疟原虫则需一个合适的温度（约20°C）来在蚊子体内繁殖[8]。此外，温度过高或是温度变化也会影响疾病的传播。
受全球变暖的影响，蚊子传播寄生虫的能力在近几年有所提升，此外，适合疾病传播的地理区域也因温度上升而扩大[9]。但在西非，降雨量的减少也会缩短疟疾的传播季节，因此，气候变化也会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10]。相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南美洲，蚊子传播寄生虫的能力将增加。
西布列塔尼大学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专家Emmanuelle Quillérou称:“有些人在讨论出现‘北上潮’的可能性。”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在南北极更加广泛，也更为显著[11]。气候模型显示，全球气温如果上升4°C，北极地区的陆地温度则会相应上升8°C，而且很有可能在2050年之前，北冰洋的夏季将再无冰雪。这也进而带来了新的航线和自然资源。
2013年至2019年间，海上交通量增加了25%，行驶距离增加了75%。到2050年，北海航线（北极航线、西北航道和跨极地海路）的交通可能会比现在多56%。海冰的减少（截至目前每十年减少13%[12]）和海上交通的增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经济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Quillérou 指出：“这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国内交通量的增加，但中国和包括马士基在内的航运公司正抢先一步开展相关测试，以通过这些新开辟的航线来开展国际贸易。相较于苏伊士运河等传统航线，新航线可以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距离缩短40%，因此深受航运公司的喜爱。”
与此同时，Quillérou表示：“然而，距离的缩短并未使成本也相应减少40%，北海航线的燃料消耗要高于温暖水域，因为有时需要使用破冰船，而且船只的航行速度较慢，基础设施十分有限，在途径某些沿海国家（如俄罗斯）时，也可能需要获取通过权。”如果不考虑气候变化以外的因素，与其他航运路线相比，北海航线如今可以带来5%-16%的成本降低，预计2030年为29%，2053年为37%[13]。
北海航线的开辟还将掀起新一轮自然资源开发热潮。北极地区化石资源丰富，有石油、天然气、钻石、稀土、锌等矿物质，而俄罗斯已经开始在亚马尔半岛和吉丹半岛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冰层的融化增加了这些资源可被开发和利用的时间范围。预计在未来，将有900亿桶石油、16690亿立方英尺天然气，以及440亿桶液化天然气有待开发。“不过，受极端气候条件的影响，自然资源的开发会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由于永久冻土层的融化会破坏土壤的稳定性，因而我们需要更为昂贵的基础设施。劳合社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也是保险行业的标杆企业。考虑到相关金融风险太大，2012年后，劳合社便拒绝为北极地区的某些经营活动提供保险，这一举动传递出的信号十分明显。壳牌在北极地区坚持的时间要长于道达尔和英国石油公司，但最终还是因漏油事件的管理不善，而叫停了2000年前后启动的业务。”尽管该领域拥有众多机遇，但资源开发和航运成本的增加还是为热潮浇了一盆冷水。
Quillérou总结道：“人们的‘北上潮’极大加剧了气候变化的风险，北极地区经济活动的急剧增加不仅会严重污染自然环境，而且还会破坏该地区脆弱的社会和外交关系。现有保障措施远远不够，无法限制人类活动对极地环境的影响，因此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虽然该地区已经暴露在全球变暖的危害之中，但面对“北上潮”，通过制定限制性战略，减少污染物排放、文化侵入和海洋生态系统破坏等潜在风险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