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人性的形成除了天性所赐，更重要的是人在社会这座染缸里长久浸润所形成善恶的各种形态。在这部小说里，人物性格命运的变化，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这种社会教化带来人物自身和在他人身上留下的烙印，又一次触动我对人在后天人性向善的教化的需求和自身修炼的倚重。当我站在良渚遗址那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实物前，当我登上庄严的良渚莫角山宫殿遗址上，一枚枚有了原始符号的玉器和曾经泱泱的宫殿给了我遐想：一个有了以宫殿为代表、有组织的社会形态，那一定会有凝固的人类思想，有表达太阳、雨水、春天、喜悦和痛苦的符号。一个开始用宫殿为标记统治城邦的社会，统治者一定会殚精竭虑去挖掘、创造让全体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太阳就是大地万物的共同信仰，公平、利他也一定是人们相处中的共同需求。只有这样人才能和谐相处，凝成力量，不然，那只能是一盘散沙，各自茹毛饮血，如何抵挡自然和外部的侵入？只是岁月已太久远，但思绪可以无限畅想。

读着这部小说，让我想起了威廉·福克纳对家乡密西西比州北部的沉重写意。故乡是写不完的热土，福克纳一生都在写着他家乡密西西比州下属的一块“邮票大小的土地”。他虚构了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却有着典型的密州北部地区文化特征的约克那帕塔法县（Yoknapatawpha County），在这片土地上播种着思想的种子。福克纳写不完班吉、凯蒂、迪尔西奶奶等等一个个信手拈来，但被这块土地打上胎记的人物形象，从他们身上挖掘着密西西比北部那块土地上白人和黑人的文学人格特征。在创作上，人们常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来区分作家的创作特色，并以此为作品归类打上火漆的封缄寄到读者的心田。屈原的《离骚》，庄子“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等在我们心中勾画出浪漫主义的意境；而杜甫的三吏三别和欧美的司汤达、巴尔扎克、马克·吐温等作家的创作为我们树立起牢固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