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与田羽生合作《前任》系列的缘起和合作方式,王中磊表示,不同的电影类型,监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前任》系列最重要的是风格,“不需要过度场面调度,那样反而会限制导演。”因此王中磊给予了田羽生很大的自由度和支持,让他放手做想做的剧本,由此田羽生也探索出了自己的独特创作风格,他尝试让编剧在影片制作过程中同时担任执行导演,了解监视器后面的操控流程,用剧组操控能力反哺文本、打磨文本,形成了“经验的传承”。
黄建新从监制和掌舵人的角度,分享了他对新导演的筛选与取舍。他提到,监制是一个维系电影运作、生产,维系电影工业制度的人,指挥大家在这个制度里“跳舞”。同时他也认为,“监制应该跟导演是最好的朋友”,监制是一个复合型的人,得懂艺术规律,也得懂一点经济管理,他需要在投资者跟导演之间建立一堵墙,帮助导演消化那些无益的干扰,厘清创作的根本,统筹全局,同时,要充分理解、尊重导演的想法。黄建新还对如今平台使用大数据过度干涉创作提出疑问:“大数据是告诉你电影跟观众的关系,跟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告诉你这儿必须改,那儿不对。(大数据)有它的意义,但绝对不是艺术创作的指导意义。我们《盗火者》最近也在做市场试映和观众测片,但不是在剧本创作和拍摄前期就告诉你这里那里必须改。”
陈思诚作为优秀的监制、编剧和导演,他认为监制需要处理好职业导演与投资方的关系,既要创造商业利润和价值,也需要展现影片艺术价值。他在谈到与新锐导演崔睿的合作契机时表示,自己的团队更多的希望可以挖掘具有操控商业类型电影创作基因的新锐导演,因崔睿有在美制作类型电影的经验,有态度、有审美、三观契合等因素促成了合作。此外,他一直鼓励导演多参与剧本的创作,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次创作,资源都不是无穷尽的,他希望新人导演们也可以有这样的思维。
例如,陈思诚分享:“《消失的她》我在做剧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代入了一些我认为最合适的演员,现在我在创作过程中还是有这样的习惯,写剧本的时候我会先把一个演员代入,这样会更有的放矢,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去争取那个演员。《消失的她》最早想过的阵容基本全实现了,没有任何变数。一龙当时有一点点犹豫,因为这个角色的复杂程度,问我说行吗?观众这次走进影院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龙。”
黄建新表示选择演员最重要的原则还是尊重角色,根据角色特点去寻找适合年龄气质符合的演员,《盗火者》这次讲的是一群少年人的故事,主角演员选择就完全是角色的同龄人,基本都是95后的演员。其实故事里他们也是当时的00后,一点不因为青涩就胆怯,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去完成任务,演员自身的青春气息和生命力会穿透到角色身上。
陈思诚认为,现在是一个注意力经济时代,加上人是情感类动物,系列化更容易和人建立情感,更容易在商业上成功。但是,现在中国的系列化电影太少了,要多尝试、多试错。“我有《唐探》《误杀》这样成功的,我也有过像《外太空的莫扎特》这种失败的,我觉得都很正常。因为在任何一种类型上我们现在还有试错的机会,我们愿意多去尝试一下可能。”
田羽生导演的《前任》也是一个成功的系列电影IP,作为制片人的王中磊直言《前任3》之后就计划一定会拍《前任4》,将成功的系列片延续下去,时隔数年,田羽生表示《前任4》有一些新鲜的东西让大家看到:“我的创作周期有点长,我的创作方法就是在生活中去体验,体验完了过后提取出来去变成剧本,变成戏。虽然慢,但是我觉得它保持了一个重要的元素叫‘真’,《前任》不光是爱情的事,也是我们这代人的感情、生活。”
黄建新认为,系列是电影工业化的一个特征,一个类型,怎么样有新鲜感很重要,展雄导演的《盗火者》花费大量时间在选演员、改剧本、确定剪辑方式和结构上就是希望做出新鲜感。他主张导演冒风险去探索和创作,“做以往中国电影没做过的事”。这次《盗火者》尝试把青春爱情片的类型和谍战片的类型相融合,也是试图在固有的类型上做一些突破,给观众带来新鲜感。所以无论是不是系列电影,与时俱进的创新,和观众的内心产生共鸣,永远是很重要的。
对此,陈思诚表示认同,他认为不破不立,电影虽然是一个百年艺术,面临的却是新鲜的观众、新的时代,作为创作者最重要的能力是学习、观察,要真正跟这个时代发生关系。“你对这个时代体会得越深,你反哺出来的内容跟这个时代越有同频共振的可能,这种共振性就是最后的市场性和商业性。”喜剧是一个喜闻乐见的类型,大家需要笑声,悬疑又是一个相对生僻和冷门的类型,“我们创作《唐人街探案》第一部我跟编剧聊,喜剧和悬疑是对立的,如果结合的好,形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的效应,可能更符合当下观众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去尝试,还好最后被观众们接受了。”
崔睿从导演角度谈到对系列电影的思考,“系列电影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列,是观众在看到第一部的时候有一个好的接受度、基础的商业上成功的标志,观众愿意在这样一个话题中再去看更多的内容,再去跟着这个角色有更多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做好第一部是基础,我也很期望《消失的她》能成为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