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努阿图埃法特岛上有一座这一时期的酋长墓葬。根据口述传统，墓主人是来自“南方”的罗伊·马塔。他不仅控制了埃法特岛的许多氏族，还开创了埃法特岛酋长头衔。在他死后，氏族代表们将他与人祭和“自愿”人牲埋葬在一起。罗伊·马塔被描绘成波利尼西亚移民，而且他的葬礼也令人想起西波利尼西亚酋长们。与此前相比，在这一时期人们更加依赖诸如螫刺钻孔器和蜘蛛螺扁斧等贝壳工具，这表明物质文化引入了新元素，而且陶器生产可能停止了。在阿内蒂乌姆岛的两座酋长墓葬里出土了一组类似的装饰品，这印证了有关酋长葬礼的口述传统。其中一座墓葬的年代可追溯至距今300~400年时，骨骼分析表明墓主人是波利尼西亚人。在埃法特岛以及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的波利尼西亚离岛上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其他几座墓葬遗址，这些墓葬遗址都有着类似的物质文化。

直到20世纪30年代新几内亚高地才与欧洲人建立直接联系，但是间接影响也许始于200~400年前甘薯的传入。甘薯不仅使高海拔地区也能发展农业，而且作为一种旱地作物还进一步提高了早已发展农业的高地地区的生产效率。它最初由西班牙殖民者从南美洲移植到菲律宾，然后通过交换路线又由菲律宾移植到马鲁古群岛和新几内亚西部。尽管甘薯在新几内亚低地地区从来都不重要，但在大部分高地地区却是主食，并在20世纪仍在向高地边缘地区传播。库克沼泽第五阶段（距今400~250年间）的排水系统可能为种植甘薯进行过改造，因为灌渠的规模和式样与现代高地西部的甘薯园圃相同。然而，戈尔森将这一阶段解释为苗床栽培的发展期，并将第六阶段（距今250~100年间）视为甘薯引种时期。在采用新作物之后，对种植空间进行了优化，而且还在第六阶段放弃了库克农业遗址第五阶段的2/3可耕地。到那时，始自第四阶段的沼泽栽培技术已失去主要优势。甘薯使猪群得到大规模扩大，从而支撑了高地杀猪业和交换圈，如恩加地区的蒂交换体系和哈根地区的莫卡交换体系。

到16世纪时，当地居民的大规模迁徙已完成。在通常描述“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合乎逻辑的分布时，似乎这些文化区域不仅彼此不同，也有别于相邻的澳大利亚、东亚和东南亚，或者美洲。这些术语的历史和用法在第一章中曾被讨论过。在这里，我们试图消除如下两种印象：一是岛上居民彼此断绝了一切联系，二是整个地区在库克时代之前一直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岛上居民与世隔绝和孤立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存在的，但被18世纪的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夸大了。对于他们而言，岛屿社会例证了独特的（和更加纯粹的）原型。本文追溯了较小规模的居民迁徙和思想交流，年代通常要比上文所讨论的更近些，从而以互动的证据纠正了与世隔绝和孤立的错觉。

亚洲水手在太平洋上也很活跃。有证据表明，在史前时期至少有三艘东南亚船只曾遭遇海难。富图纳岛有一个关于中国人的著名传说（中国在当地语言中被称为Tsiaina）。Tsiaina肯定是在欧洲人到来后才有的一个词语，但是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这个传说的主要元素。这一传说被记录下了六个版本。至少两个版本都具有的共同要素包括：（1）这些移民曾在富图纳岛的姊妹岛阿洛菲岛登陆；（2）他们在登陆后挖了一些井；（3）他们不仅与该岛岛民结了婚还生育了后代；（4）他们更改了一些地名；（5）他们一边敲打被称为拉利（lali）的木锣，一边四处走动，并根据回声决定在哪里定居；（6）他们推广了更好的耕种方法；（7）他们推广了经过改良的树皮布制作方法和染色方法；（8）他们最终被推翻，并被屠杀。1843年到来的传教士伊西多尔·格雷泽尔所编撰的富图纳语词典将另外一个创新也归功给了他们，即“moo”这个词被定义为“据说来自中国的一种矮胖的猪”。

富图纳传说声称，那些“中国人”被推翻是因为他们的统治日益难以忍受。这似乎发生在荷兰探险家斯考滕和勒梅尔于1616年访问富图纳岛之后（参见第四章），因为他们探险队的一位艺术家描绘了岛上酋长们的模样，他们的头发又长又直，梳着辫子，而当地老百姓都是卷发。这些荷兰人还记录了一个专门称呼酋长的词，该词在传教士到来后就逐渐被废弃了。这个词就是“latou”（准确拼法为“latu”）。该词与许多东南亚语言中的“datu”是同根词，意为“国王，国君，统治者”；萨摩亚语中仍保留着该词的同根词“latu”，意为“主要建设者”；斐济语中也保留着其同根词“ratu”，意为“酋长”；在一些汤加人姓氏中也保留着其同根词。富图纳语中的敬词也在传教士到来后被废弃了，但是，仍可找到一些痕迹，而那些汤加、乌韦阿岛和萨摩亚仍使用的敬词显然与富图纳语有着共同的来源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