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谢桃坊指出，《上江虹》这样的曲名并不见于唐人所用词调，不排除唐传奇杜撰曲名的可能。且从音乐上看，《上江虹》下有原注“正商调，二十八叠”，而《满江红》则属“仙吕调”，两者之间在音乐上并无渊源。故杨慎之说实在缺乏依据，似为个人臆断。

其实从唐代到五代，词一般都为字数简短的小令，如张志和《渔歌子》“斜风细雨不须归”又或冯延巳《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全篇不到五十字。宋朝以来承平时日渐多，词的字数随着生活的日益富足安逸也越来越多。到了柳永的年代，他终将长调发扬光大，《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又或《望海潮》“东南形胜”都是百字左右的长调。在他的《乐章集》里，更有《戚氏》这样两百字以上的超长调。

柳永虽然将长调带上了历史舞台，使宋词渐趋发展为能与唐诗交相辉映的文学体裁，但此时如《满江红》这样的长调，其题材大多还是闺怨离愁、相思别绪这样的绮丽情怀。真正拓展其词风、令其发出“仰天长啸”般雄浑声响的，还是千古一人苏东坡。

北宋胡寅在其《酒边词》的序言里，有一段评论苏轼对宋词贡献极精辟的言论：“……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花间词派）为皂隶，而柳氏（柳永）为舆台矣。”

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有粗无细。1080年他被贬黄州后，多得一江之隔的时任鄂州太守朱寿昌斡旋照拂，全家才能在官驿临皋亭中安身。每逢重阳时令，朱寿昌还会邀请苏轼赴宴，因此苏轼也就时常心存感激，有了这首《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张煌言这首词，在岳飞身后的《满江红》中其实并不算上乘之作。跟苏轼一样，南宋辛弃疾也是豪放和婉约两造俱精的大才。他既能写沉郁的“楼观已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满江红·过眼溪山》），也能写词句惊艳的“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满江红·点火樱桃》）。辛弃疾之后，知名的《满江红》词作尚有如南宋女词人王清惠的“忽一声、颦鼓揭天来，繁华歇”（《满江红·太液芙蓉》）、元萨都刺“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满江红·金陵怀古》）、明文徵明叹岳飞死于赵构而非秦桧之手的“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满江红·拂拭残碑》）等等。

张煌言身处异族侵华的时代，与岳飞当年极相似，所以1902年时章太炎才会大声疾呼“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将其视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精神导师。尤其明朝之后《满江红》“怒发冲冠”逐渐为人熟知，而无论明末还是清末，每逢家国危殆总会是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是以越是后人作词，越会以慷慨激昂的“壮怀激烈”为主调，《满江红》词牌原始的柔媚婉约意味逐渐远去。

1894年，祖籍绍兴的十九岁秋瑾被父母许配给湘潭开当铺的王廷钧为婚，但秋瑾与出身暴发户的浪荡子弟丈夫注定不是同路人。1900年王廷钧用钱在户部捐了个官职一家人赴京，却因庚子战乱而返乡，1901年秋瑾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一年后王廷钧回京复职，秋瑾携子一同前往。于是在1903年的中秋，正处于觉醒中的女战士写下了自抒胸臆的“俗子胸襟谁识我”，更身着男装到戏院看戏因而轰动一时。

万人艳羡的官太太不当却要去造反，王廷钧做梦也无法理解这样的女人。两人的婚姻一年后终结，秋瑾变卖首饰东渡日本。在东京，秋瑾在黄兴住处加入了刚刚成立半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并在回国后与徐锡麟筹备起义，终至事败牺牲。东京时相识的同乡周树人，十年后以秋瑾为原型写了小说《药》。

当时的革命者不止秋瑾一人。1910年，同样从日本归国的数名革命者图谋刺杀宣统帝生父、摄政王载沣，领头的是一名同样祖籍绍兴的二十七岁青年。在2001年央视为辛亥革命90周年献礼的电视剧《孙中山》中，他在启程前弹着吉他、高歌“潇潇雨歇”的《满江红》。现实中的他亦曾在1940年庚辰中秋写有一阙《满江红》，但如今早已灰飞烟灭。

词曲双全的李叔同，并未给这首词配曲演唱。据四川音乐学院教授朱舟考证，1920年在北大音乐研究会的《音乐杂志》上曾刊载一首《满江红》古曲，配的是萨都刺的《满江红·金陵怀古》词。到了1925年，与杨绛姑母杨荫榆同族同辈的音乐家杨荫浏将《满江红》“怒发冲冠”与这首古曲相配，从此才成为国人常诵之歌。而电视剧在1910年的镜头中便出现这一曲调，未免稍显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