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近年来，产城人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苏州在促进产城人融合发展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探索与实践。今年3月份，苏州大学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教授发表专题文章指出，产城人融合发展对于进入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只有有效协调三者的关系才能推动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并提出了苏州产城人融合发展的五方面思考与建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苏州市社科院为此组织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专题研讨。
其实，产城人融合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课题。“以产聚人”“以人促产”“以城留人”“以人兴城”需要在大量的实践中开拓视野、丰富路径、形成经验。本期刊登的这篇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提供了一种独到的观察视角，并对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思考，期待能对苏州进一步促进产城人融合发展有所裨益。
“三体问题”是天体力学中的基本模型，即探究三个质量、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都为任意的可视为质点的天体，在相互之间万有引力的作用下的运动规律。庞加莱等科学家已经证实不存在能够预测三体运动所有情况的通用解，这意味着三体运动有无数种可能的运动轨迹。人（人口和人才）、产（产业与功能）、城（空间与服务）作为决定城市发展的三股重要力量相互影响、相互牵扯，基于不同城市的发育阶段和发展形势而呈现出不同的推拉力量，形成了现实版的“三体问题”。事实上，对“三体问题”的讨论在社科领域普遍存在。如人口、资源、环境的“均衡”问题，开放经济学中的“不可能三角”均是社科领域中复杂的“三体问题”。正如天体力学的三体问题中科学家无法找到通用解以预测三体的运行轨迹，社科领域的“三体问题”同样复杂甚至于无解。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人-产-城“三体”中产业发展的逻辑与规律、城市空间与服务的供给规律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认知和实践经验，“产-城”经验也已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但当人的因素被引入“产-城”关系后，特别是当人的因素在“三体”关系中展现出更大的“引力”时，“人-产-城”关系将远比“产-城”关系更为复杂，这也意味着“人-产-城”问题可能没有一劳永逸的解法。因此，唯有在动态中，适时把握当时期的主要引力源，以趋近于平衡态。
（一）工业化发展初期的“三体”问题：产-城-（人）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从产业和城市的角度考虑发展较多，但缺乏对人的因素的考量。城市的功能首先为产业发展服务。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国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一五”计划的是一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核心是156项工程。投资总额达766亿元，其中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城市空间规划同样也为产业发展服务，1956年，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市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要求，“区域规划就是在将要开辟为新工业区或新工业城市的地区，根据当地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计划，进行全面规划”。
为满足工业的发展，以行政手段配置生产资源，人被作为生产要素管控和调配。以上海市为例，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举行进城预备会议，确立了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方针。生产城市强调工业在城市发展中的比重，其中包括工业总产值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和工业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人因工业发展的需要而被调配，城市不需要“过量”的城市服务业人口，没有生产意义的“消费人口”被疏散到外地建设，城市人口被动员回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疏散失业人员和无业游民。这一时期城市的服务仅限于满足人的吃穿住等基本需求，缺乏满足人更高需求的城市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对产业发展逻辑认知更加完整，工业和服务业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的产业发展经历了清除障碍探索前进（1978年至1991年）和明确方向迅速发展（1992年以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经济发展理念开始出现转变，在思想上纠正了极“左”思潮，体制上探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工商体制改革，产业得以发展。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问题。相较于改革开放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理念，二三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成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中最突出也是讨论最多的问题。
这一时期，城市同样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一方面，为解决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失灵和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问题，城市的建设规划逐渐得到重视。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后“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延续”等观念，城市空间规划与经济发展规划逐渐成为并行的规划体系。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由于服务业与城市的发展天然共生，城市也得到长足的发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开启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城市建设仍以产业发展为导向。城市为了吸引投资而改善城市环境，进行了局部更新和功能区建设，打造了一批产业发展的亮眼区域，如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
本世纪近20年，“三体”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城市空间与服务的发展开始转变为主要引力源，从过去简单的重视产业发展升级到关注城市功能。城市服务进一步放大为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在这一阶段，城市建设成为发展的主要牵引力。城市空间的开辟，如城市更新和新城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载体的同时，也创造需求和财富。“三体”关系进入以城促产的阶段，
但在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过程中仍缺乏对人的因素的重视。在政府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2014-2020）》中明确指出“产城融合不紧密，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不同步”等问题。以某些新城建设为例，新城建设给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在建设初期成为地方增长的增长极，但新城过度突出生产建设功能，缺少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同时过度的工业开发也带来生态环境问题。新城往往成为外来人口的临时选择，“鬼城”“卧城”等新闻屡见报端，“人”很难真正地融入“城”中。
在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人-产-城”三者之间的关系尚未有定论，我们对“人-产-城”关系及其规律也处于困惑期。造成困惑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因素开始被关注，但对人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人的诉求的理解都相对落后，既有对人在“三体”关系中重要性的认识性不足，也有如何发挥人的最大价值和满足人的需求的理解性不足。
在“人-产-城”引力关系的转换期，三者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导致城市发展陷入“乱纪元”。近些年，许多城市提出打造老龄友好城市、儿童友好城市、青年发展城市的目标，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管理者对“人”的关注，但简单将人群按年龄划分来解决如何发展“人”的问题，仍是用老思维干新事。关于如何发展“人”在理论层面还没有厘清，缺乏有效的手段解决如何发展“人”的问题，所以只能用老办法干新事。
城市的本质是人，城市因人而诞生，因人而繁荣，也因人而衰亡。如果在新时代的“三体”关系中，“人”的重要性居于首位，那么我们目前对“人”的认知远远不够。复杂的“人”对城市建设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不仅是城市与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也是城市与产业的需求方。不仅如此，人的需求同样具有多样化与离散化的特点。
（一）人的复杂性
一方面，人具有独立性。人不是可以随意摆布的棋子，也不是可以用完即弃的消耗品。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都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脑力劳动者能够带来技术、创新和知识，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体力劳动者则是城市建设和服务的基础，保障城市的运转和发展。城市应注重各类人的培养，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培训和发展机会，充分发挥人的潜力和优势，让人在城市中实现自我价值。
另一方面，人还具有两面性，人不仅是生产要素，也是消费主体。在城市发展中，不能将人仅仅看作是一种资源或工具，而应该尊重和关注每个居民的权利与需求。城市不仅仅是由建筑和基础设施构成，更是由居民组成。因此，城市建设需要考虑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的需求和意见，满足他们娱乐、文化、教育等多元化的需求，让他们成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长期以来，城市建设者对个体、对事实上分化诉求的人群的分析和调动不够充分。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具有多层次的需求，包括生理、安全、归属感、获得尊重、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等不同层次的需求。由于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他们会根据自身情况对不同层次的需求进行权衡，并形成自己的需求集，即使是流动中的农民工，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外，也会找老乡寻求归属感。因此，人的需求同样非常复杂。
按照个体的特征划分的人群同样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一个有趣的案例是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的公众征询结果。在制定上海总体规划过程中向公众征询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城市发展目标，对几百万公众征询意见进行统计分析，得到8个上海市民认为最重要的上海市发展目标，发现认同度最高的目标也仅有17%的公众认同度，公众认同度排名第八的发展目标投票率不足10%。这说明尽管某些目标得到了部分公众的支持，但相较于公众总体而言，认同率仍是较低的。这也意味着人的需求实际上是离散的。
在“人-产-城”三体问题中，缺乏对“人”的规律的认知将使解决此问题变得困难。虽然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产”的制造、服务和创新的规律以及“城”作为数据、人才、资金、物质的枢纽功能。但是对于城市中的“人”，我们缺少理解。在宏观层面，我们需要更好地响应城市文明、先进文化、社会正义等方面的诉求，以更好地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同时，在微观层面，当我们细分不同的人群时，人的复杂性也会增加。因此，如何理解人是未来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当前我们对“产”“城”规律的认知趋于成熟的背景下，了解和探究“人”的维度是当下的认知短板，也是促进城市发展最具突破潜力的方向。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人的需求，也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人”的因素。社会学、城市人类学、行为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地理学和城乡规划等学科可以通过田野调查、参与式规划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方法来深入了解人们的需求和行为模式。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和决策，优化产城发展的规划和决策。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也不断涌现。例如，基于移动设备或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可实时记录人们的位置、行程和行为，并且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等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这些新技术和工具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全面、精准的关于人的信息。因此，我们需要在更加重视人的维度的基础上，探索并利用好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工具，以更好地理解人与产城发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