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蒙哥马利的辩驳信后,艾森豪威尔在星期二(9月5日)做出回复,确认了自己的命令,并进一步解释了他的战略逻辑。
但是,他所在的格兰佛,通信讯号糟糕至极,复电分成两个部分到达蒙哥马利手中,迟缓而延误:前半部分于星期四到达,后半部分直到周六才到达。
对这两个自说自话的人来说,误传的通信讯号完全恰当,而军人和历史学家们为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争论了几十年。
艾森豪威尔后来将蒙哥马利的构想讽刺为“沿一条铅笔线径直冲向柏林的荒谬计划”,盟军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则称之为“一名称职的将领所提出的最不可思议的梦呓”。
西西里战役中,蒙哥马利曾“傲慢而自负”地要求美军给英国人让路,深受其害的布拉德利宣称:“若是你试图只从一个正面对德作战,你就落入到他的彀中。”
蒙哥马利的观点,符合集中作战力量的军事原则,但这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评估却背道而驰,尤其是针对一支补给物资至今仍需从数百英里外的海滩运来的部队。
一项研究表明,3个英国军和2个美国军对柏林发起单路推进,需要近500个卡车连,而目前只有347个。
即便通过空运和安特卫普的港区加强补给运输,穿越德国的一场长距离冲刺,也需要将大批盟军部队“停下来”,22个美军师将转入“冬眠”状态。
另外,还需要在德国腹地,对宽长、敞开的侧翼加以保护。“这就意味着6~8个师的盟军先头部队,将在缺乏空中掩护的情况下,成为德国机动预备队轻易打击的猎物。”一名后勤人员提醒道。
盟军最高统帅部里的一位英国情报机构准将认为,如果没有比目前西线可用军力更为强大的作战力量,那么包围并控制鲁尔区将是天方夜谭。
他补充说:“蒙蒂眼高手低。”就连德甘冈也提出了运输和建桥设备的致命短缺,他在战后评述说,导致希特勒最终败亡的是苏军160个师的攻势,并辅以西线一场大规模进攻,外加8个月的猛烈轰炸。
大多数战略家得出了类似结论,英国最年轻的准将,未来的陆军元帅卡弗勋爵在1944年写道:
两场世界大战中有许多单路突击的例子……吸引了敌人的预备力量,结果造成停步不前……成功概率更大的策略是交替推进,待敌人的预备力量被吸引至别处时,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位置发起另一场进攻。
实际上,两路突击曾为蒙哥马利赢得过阿拉曼、马雷斯和诺曼底的胜利,美国历史学家罗素·F.韦格雷同样评论道:
“自格兰特将军以来的整个美国战略史都证明,对实力强大的一方来说,在几个地点保持优势,分散敌军,迫使其弱点暴露,最终将击败敌人。”
正如历史学家格哈德·L.温伯格指出的那样:“无论蒙哥马利多么才华横溢,发起一场快速突击肯定不是他的特长。”
蒙哥马利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卢因后来承认,这位陆军元帅并不接受“更高战略层次上的政治因素有时与纯军事考虑同样重要”这一观点。
艾森豪威尔认为,欧洲的胜利必须共享,尤其是鉴于美国在兵力和物资上的优势日趋扩大,但这个公平分享荣誉的想法对蒙哥马利不起作用。
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的指挥才能经常招致批评。蒙哥马利抱怨说:“他非常容易受到做出决定前见到的最后一位指挥官的个性的影响。”这不无道理。
正如巴顿在9月2日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艾克太过谨慎,因为他从未上过前线,没有实际作战的感觉。”受到追击败敌的诱惑,他多次忽视了后勤需要,也未能确保他的指令得到重视。
盟军参谋长史密斯也有抱怨:“艾克的问题是,他不是下达直接、明确的命令,而是用礼貌的语言将其包装起来。”史密斯补充道,艾森豪威尔是个调解人,很少下达明确指令,从不宣布“闭嘴,照我的命令行事”。
这种激烈的争论可谓旷日持久,“紧张或特殊的问题随处可见,”但盟军的团结依然是他指挥工作中的核心原则,他将竭尽全力予以维系,包括自我欺骗,各部队继续战斗,他们对高层将领间的争执并不知情。
新的命令将梅斯和两个拼错的德国城市(美因茨和法兰克福)列为该集团军的目标。B-24轰炸机被征用为“飞行加油站”,每架B-24将携带200个5加仑汽油罐。
为鼓励这种空中补给,巴顿将没收来的白兰地和香槟酒,奖励给赶来帮忙的飞行员们。
作为一支近30万人马的大军,第3集团军依然缺乏从手榴弹、望远镜到电台、手表等一切物资。
截至9月2日,该集团军还缺少27万双作战靴、54万条毛毯、6 000个电子管和48个外科手术用检弹探子。
巴顿摆出一副与这支“穷困潦倒”的部队同甘共苦的姿态,发誓不再抽雪茄(通常他每天要吸20根)。然而,通过缴获德国人的物资仓库,他们得到了300万磅牛肉、5万箱香槟,以及大批沙丁鱼和用于制造降落伞的意大利丝绸。
在与记者们进行的一次轻松愉快的会晤上,巴顿头一次抱怨说:“作为一名集团军司令,除了无所事事、骂骂咧咧外,什么也做不了。”
在他的西北方,考特尼·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穿过了比利时边境,并早在9月3日便解放了蒙斯的瓦隆市,第3装甲师报告:“白兰地、香槟和漂亮姑娘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
同时,数万名后撤中的德国人再一次面临着被歼灭的局面,尽管第3装甲师中2/3的坦克因为磨损已不适合作战,但他们还是抓获了2 500名俘虏,当天,该师由于燃料短缺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20多个被打垮的德军师,利用偷来的法国汽车和比利时农用大车穿过比利时西南部仓皇逃离。
从南面推进的第1步兵师对德国人的侧翼发起攻击,谢尔曼坦克轰鸣着越过肥沃的土地,大群身穿褐绿色军装的步兵尾随在后。
四联装点50口径高射机枪压低枪口成为步兵武器,朝着德军猛烈开火,P-47战斗机从晴朗的空中俯冲而下,从头至尾扫射着敌人的队伍。
被称为“长汤姆”的155毫米野战榴弹炮,习惯了轰击十几英里外的目标,现在却被当作狙击步枪使用,炸毁了半履带车和草垛,空气中弥漫着饲料和肉体(马匹和人)燃烧后产生的臭气,一名被俘的德军军官愤恨地道:“你们只想把我们全杀掉。”
3天内,3 500名敌军被击毙,另有2.5万人被俘,50人一组的德军战俘群拖着沉重的步伐朝战俘营走去,有3 000名战俘被暂时关押在一座陈旧的红砖制糖厂的渣场内,他们奉命掏空自己的口袋,美军士兵在一小堆指甲刀和折叠刀中筛选着,在法莱斯包围圈和布雷斯特投降后,蒙斯包围圈是德军在西北欧遭遇的最惨痛的失利。
在北面30英里处,英国第2集团军在6天内挺进了250英里,也冲入了比利时,希特勒下令,布洛涅和敦刻尔克必须坚守,但加拿大人已夺下鲁昂,并全力扑向布鲁日。
乘坐一辆大众汽车逃离的埃贝巴赫将军在亚眠郊外被俘,他告诉抓获他的人:“我指挥的是曾经的第7集团军。”勒阿弗尔的德国守军司令很快也将穿着他的睡衣举手投降,他的睡衣上挂满了勋章,而他身后,还跟着1.1万名守军。
9月3日,星期天。晚上8点,威尔士近卫团进入布鲁塞尔,一场混乱的庆祝活动在城中肆意举行,英军近卫装甲师驶过尼诺弗大街,坦克履带碾压着鹅卵石。布鲁塞尔司法宫的大圆顶被点燃,这是撤退的德国人送出的“离别赠礼”。
一名记者将此比作“夜间的一支火炬”。欣喜若狂的比利时人,用他们知道的唯一一句英语喊着:“再见,汤米,再见!”并朝驶过的车辆上抛掷绣球花、苹果和一瓶瓶“莱恩迪奥”啤酒。
当地的著名人士身披绶带或戴着公职人员徽章现身人群,他们高声演讲、发表公告并热烈欢呼,英国皇家汉普郡团发现,他们刚一派出哨兵,便被欢乐的人群“抬走……并被盛情款待”。
各个餐厅都将侍应生打发至街上,给士兵们的饭盒倒上香槟,装满冰激凌,庆祝活动全无停止的迹象,而后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一座被缴获的德国酒库,也为庆祝活动锦上添花。
9月4日星期一中午,英军坦克小心翼翼地穿过安特卫普郊区,涉嫌通敌者的房屋全被比利时抵抗战士们付之一炬,兴高采烈的人群不情愿地分开,让英军第11装甲师进入市内。
在市中心,那些茫然不觉的德军士兵仍在路边的咖啡店喝着啤酒,下午2点前,一支坦克中队已到达港区,多亏比利时的“白色抵抗组织”袭击了德国的爆破组,港口、水闸及容量为200万桶的地下储油罐依然完好无损。
围绕市内公园的碉堡群所展开的激烈交火,直到夜里9点30分才渐渐平息,幸存的守军不是投降就是仓皇逃跑,英国军官想找一处剧院充当监狱,结果徒劳无功,最后不得不将当地动物园改造成战俘营。
据说,动物园里的大多数动物已被饥饿的市民们吃掉,6 000名战俘很快挤满了整个动物园,德军军官、比利时法西斯分子被关入狮舍单独的笼子中,其他人员则待在熊坑、虎笼、猴屋内。“俘虏们坐在稻草上,”玛莎·盖尔霍恩写道,“透过栅栏朝外张望。”
随着布列塔尼的港口即将被遗弃,对盟军来说,再没有哪座被解放的欧洲城市比安特卫普更加重要。
16世纪中期以前,它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富裕的城市,甚至超过了威尼斯和热那亚,每天有100多艘船只来此停靠,携带着来自葡萄牙的调料、波罗的海的粮食和意大利的丝绣。
而后,宗教法庭、西班牙的掠夺及荷兰的崛起,使这座繁荣的城市走向衰败,直到19世纪,安特卫普才再次兴盛起来。钻石切割、雪茄卷制、粗糖精炼和啤酒酿造等诸多工艺技术在此处发展兴起,整座城市开始繁忙起来。
20世纪30年代,它与汉堡、纽约和鹿特丹并列为世界上最好的港口城市,每个月能装卸1 000艘船只,拥有长达29英里的港区,600多台起重机,900多个仓库和一个巨大的铁路站场,这一切,在9月4日之后,全面恢复。
20世纪初进行的一次评估曾计算过,攻破这座城市的防御“需要一支26万人的大军对其实施有效围困,而且需要至少1年时间,以断粮的方式迫其就范”,可是,英国人只用了几个小时。
夺取安特卫普并利用其港口,这一点早在1941年12月的盟军进攻计划中就曾强调过。
艾森豪威尔在8月24日发给蒙哥马利的电报中重申了“在安特卫普获得一个安全基地”的必要性,这个要求的正式命令,于8月29日和9月4日两次下达给高级指挥官。
蒙哥马利在两天后,回应了这位最高统帅,他指出自己打算“夺取安特卫普”,并“歼灭加来海峡和佛兰德地区所有敌军”。但是,安特卫普有一处地形上的弯曲,需要的不仅仅是夺取港区和监狱,想要控制从港口至北海的交通,还需要对位于斯海尔德河河口80英里长的入海口加以控制,其中包括斯海尔德河北端的瓦尔赫伦岛,以及南岸布雷斯肯斯周围的圩田。
在战争及和平时期,英国皇家海军曾在这片水域航行了数个世纪,对这里的入海口了如指掌。
1809年的一场战役中,4 000名身患热病的英国士兵死在瓦尔赫伦岛上,幸存者狼狈地逃回英国。1914年10月,作为第一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曾赶赴安特卫普,帮助比利时政府重振精神,守卫港口。
海军上将拉姆齐于9月3日发电报给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时抄送给蒙哥马利,提醒他们:“安特卫普和鹿特丹非常容易被布设水雷或是水上交通堵塞。如果敌人成功采用这些手段,使港口重新畅通所需的时间将难以估计。”
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安德鲁·布朗·坎宁安9月7日在日记中写道:“再次提醒(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尽管安特卫普完好无损,但如果不能压制入口和其他堡垒,并据守斯海尔德河的两岸,它会像廷巴克图一样毫无用处。我担心地面部队的将领们会忽视这一点。”
在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由文职人员担任,而第一海务大臣则由海军军官出任,后者受前者节制。
坎宁安一语中的,“超级机密”于9月3日拦截到希特勒的命令,强调了守住斯海尔德河的“重要意义”,但这一点,却被盟军指挥官们所忽视。
接着,希特勒的后续命令也同样未能引起他们的重视,包括一条提醒德国第15集团军的电文:“必须确保盟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使用该港口。”
历史学家拉尔夫·贝内特后来总结说,这个“难以理解”的失误,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其影响几乎一直延续至战争结束”。
艾森豪威尔发给麾下高级指挥官们关于安特卫普的电文中,并未详细指明夺取斯海尔德河,蒙哥马利和第2集团军司令登普西均未注意到这个问题。
蒙哥马利认为,敌人的据守是绝望之举。“瓶口现在已被塞住,”他宣称,“敌人已无处逃脱。”
一支接受过两栖进攻洗礼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被调往参加从陆地展开的对敦刻尔克的围攻。第11装甲师师长、绰号“皮普”的罗伯茨少将,被告知仅需夺取安特卫普的码头和港口。
他的军长布莱恩·G.霍罗克斯中将,后来承认自己“感受着解放的欣喜”,他准备与比利时王太后及其女官共进午餐,而不是在研究地图。
英国人的推进很快陷入僵局,一位炮兵少校在安特卫普一栋办公楼的顶层,指引炮火向北射击,一名比利时秘书端着咖啡托盘,给他送上白兰地,办公室内的留声机播放着美国蓝调乐曲。
但是,城市的北面和东面,壮阔的阿尔贝特运河上,没有一座桥梁被夺取,它们被悉数炸毁(17座桥梁中的15座,一直坚持到9月5日)。英方跨过运河夺取一座桥头堡的尝试失败,他们发现军用冲锋舟的底部多了许多孔。
德军的战斗群赶来增援运河防御部队,但就在其他英国部队继续前进时,蒙哥马利却命令霍罗克斯停下来重组部队。
德军从安特卫普西部的布雷斯肯斯搭乘渡船跨过斯海尔德河,及时开始后撤。只用了两个多星期,8.6万名士兵、600门大炮、5 000部车辆和4 000匹马,几乎整个第15集团军皆全身而退。
而入海口北岸、瓦尔赫伦岛和贝弗兰上的防御工事原本就十分可靠,现在变得更加牢固。1.1万名德军士兵组成的后卫部队,没有表现出任何要逃离布雷斯肯斯包围圈的迹象。
蒙哥马利于9月7日电告伦敦,他希望能在3周内抵达柏林,没有燃料、弹药、食物和其他作战物资,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而这些物资只有通过一个吞吐量庞大的港口才能大批运抵,但目前要利用安特卫普港却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