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30日晚，在上海法租界望直路106号的石库门民房里，一群年轻人人们在炎热的天气里坐得笔直。他手里还拿着一些文件资料，显然是在进行很正式的活动。

这座石库门房子当时叫李府，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和弟弟李汉俊的住所。当天的李府还有一个更隐秘的“身份”：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

当天晚上，李府底楼的酒楼里，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正在秘密举行，同时也是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式。这次会议，原计划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同时选举中央组织，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然而，会议刚刚开始不久，一个非常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了：一名男子突然闯入了会议地点。

李达回忆说：“当时马林（共产国际代表）讲了大约十分钟，声音很大，路上的人都能听到。演讲结束时，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间他的讲话打断了。请进会场。

人们问他：“你找谁？

张国焘晚年也回忆过这件事：“正要宣布开会，突然有陌生人掀开书房的帘子，往里窥视，说‘我找错家了’，转身就走，

共产国际经验丰富的代表马林立即提出休会，大家分头行动，变得不安全，最终，“大佬”最后的会议转移到了嘉兴的一艘游轮上，浙江。

事实证明，马林的果断是必要的。在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法租界巡逻房的两辆警车就到了李家。

两辆警车上的人包括一名法国人总督察，两名法国侦探，一名中国侦探，三名法国士兵和一名翻译，一共九人。

这些人不能说是“包围”李府，而是对留在李府的李汉俊和陈公博进行了严格的盘问，然后对李府搜查进行了一些调查。

因为代表带走或烧毁了有价值的文件，而法国警方并没有很仔细地搜查，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文件，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这些细节是陈公博写在文章《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虽然陈公博来上海参加“一大学”更像是带着新婚妻子去度蜜月，之后在嘉兴的见面他也没有参加，但他留下的这篇纪录文章的历史价值确实非同一般.

因为当时“大佬”的绝对保密，只有他一个人留下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行话。“大”细节的重要依据。

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是在“国立大学”关闭十多天后。他骚扰了我整整两个小时。”

一无所获，中国侦探向陈公博解释：他误以为他是日本人，那两个俄罗斯教授来找，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

陈公博和李汉俊可以以“北大教授来谈判”为名应付自如，但并没有完全放松，这从一个小细节就可以看出来：当晚搜查后的两个小时内，陈公博抽了一整罐长城烟，一共48支。

如果法国侦探和士兵仔细搜查，也许事情会复杂得多：抽屉里有一张草稿共产党的组织大纲，但一方面他们不认识汉字，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过多关注这张满是文字的报纸。

或者也许“写在一张薄纸上，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总之，这张纸成功“逃过”检查，李汉俊、陈公博等人也逃过了这次搜查。

虽然法租界巡逻队这次搜查一无所获，但还是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当年7月31日，《民国日报》通报《禁止集会条例》颁布。

条例规定，任何集会必须提前48小时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长的许可，一旦发现秘密集会，将受到处罚。这个仓促出台的规定，显然是有什么意思，就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开会。

虽然这次的搜捕风波并不危险，但毫无疑问，如果马林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很快就建议大家散会离开李府，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而差点改变历史的人，就是那个突然闯进来的男人

他是谁？在战争时期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追溯“大一”的历史时，自然而然地追溯了此人的身份。

与会代表对这个人的描述不一：李达称其为“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加了形容词“疑面人”；身穿灰竹布袍”；陈潭秋回忆最详尽：“穿长袍鼠头人。”

不过，这些记忆中的过往话语并无特色，不足以让历史学家查出此人是谁。

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文的作者叶永烈了解到，有一个老人叫薛更新，在上海法租界派出所工作多年。拜访老先生的家。

叶永烈并没有气馁，他继续询问薛先生是否知道这件事。这下他有了惊喜：薛老爷子道：“我是听我家老板程子青说的。”当时，只知道有一个外国“红色分子”在那里开会。

他还记得他家老板最喜欢穿便装，蓝袍黑大衣。薛更新说，这件事程子青跟他说过很多次，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叶永烈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穿衣习惯与包会僧、陈潭秋的记载极为相似；而在陈公博的回忆录文章中，他也提到搜查李家是因为外国“红色分子”组织了一次集会。

一个是巧合，两个是巧合的概率很低。经过更详细的核实，叶永烈在七十年后道出了闯入“一大”的男人的身份——没错，就是程子青。

按照薛庚申的说法，程子青和他一样，夹在法领馆、国共三党的夹缝里。程子清，江苏镇江人，1882年出生，只有初中文化。

虽然当时他的文化水平不低，但他还没有学过外语，英语也不太好，更别说法语了。

他之所以能进法租界警局，是因为他的另一个特长——过人的实力。从薛老爷子晒出的一张他和程子晴等人的合照，也能看出程子晴的实力不俗。

年轻时，程子青因家境贫寒，曾在一家米铺当过学徒。工作内容是每天背着沉甸甸的米袋子，锻炼了他过人的臂力。

1900年前后，18岁的程子晴来到上海投奔姐姐。家境贫寒的程姐，当时是福州路上的妓女。她出资给弟弟开了一家小旅馆，但不久因生意不佳而倒闭。

凭借着早年练就的实力，程子清先是在码头当搬运工，1905年进入公租界当软禁，但很快就因为失误被开除。

1908年，程子清加入法租界巡逻队。作为一个被开除公租界的人，程子青之所以能进警局，除了实力不凡之外，还因为他的哥哥锦荣。

程子青在码头做搬运工时认识了黄金荣。他当时是黑帮老大，他也“打听过”。

当时，黄金荣、丁舜华、程子清因为口味相近，结为青钢兄弟。他们属于青帮的“吴”一代。1892年，黄金荣进入巡逻室后，将小舅子拖了进去。而此时，程子晴才28岁。

虽然不懂法语，但程子晴也不是一个有实力的莽汉。为人机警，办事能力强，深得上级赏识。他的“官运”比他的大哥黄金荣还要好。在黄金荣还是个“审讯”的时候，程子清已经升任刑部政治组组长。

黄金荣不仅将弟弟带进了法租界的警局，还带领他结识了孙中山。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程子清担负起保护孙中山安全的重任，更进一步加入了国民党。

他的履历写着入党是“孙总理临时代办”，可见程子清当时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常密切。

可见程子青是一个头脑非常灵活的人，在当时各方面都比较“能吃”。薛庚申想起程子青有黄金荣撑腰，在青帮有背景。

因为有程子清的存在，政治班子经常可以获得上海的第一手资料，使法国政府能够及时了解中国和上海的动态。情报局”。程子清和他的首领萨尔利都因此升职受奖。

随着时局越来越混乱，1929年，法租界巡逻所的政治组升格为“政治保卫处”，萨利升任处长，程子清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1930年代，先后任政治保卫处处长、督察长。“督察长》是华人在警察局的最高职级，曾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金质勋章。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显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中共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消息很早就传开了，所有租界的警察基本都知道了。

日本警视厅6月底有情报，上面写着：“上海共产党将于近期召开各地代表会议，日本人也将参加。”

还写明了见面地点是法租界的百丽路。根据这些资料，不难理解陈公博在搜查过程中被认为是“日本社会主义者”。

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这些信息会在当时的上海向各国当局报告。也就是说，日租界警察局收到这样的资料，法租界警察局肯定也有一份。

虽然不知道这么详细清晰的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但各国为什么要关注这件事呢？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由于马林代表共产国际的参与。

马林是来自苏联的世界职业革命家。1921年4月，他在赴华开会途中，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中国签证时被捕。虽然他很快就被释放了，但各国开始密切关注他的动向。

进入中国后，行踪一直受到严密监视。因此，马林一到上海就必须在荷兰总领事馆登记，担任《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沪记者，否则可能会被开除。

有了这个身份，不代表马林的行踪就不会被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至今仍被上海各界特务查得一清二楚。

用董必武的话说：“那时候，去中国人住的地方的外国人不多。当马林走进来时，有人跟着他。”

董必武♂李达的观点与董必武的观点相似。他回忆，马林用中文大声演讲时，演讲中多次提到“中国共产党”，被附近的法国巡逻队无意中听到，才引发大规模搜查。

张国焘认为当时的保密观念比较薄弱，很有可能在搬进宝云女校时被法租界的警探察觉。在侦探的视线之外。

之所以直到最后的记忆才去做，是因为想抓住一切。陈潭秋的回忆也与此类似。

也有人认为，程子青无意中发现了“大一”场地。根据1921年8月1日的《警务日报》，法租界的警察正在秘密监视一个非常活跃的协会，叫做“全国各界联合会”。

该会在政治上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北方政府，反对北洋政府。法租界政府支持北洋政府，派出特务严密监视这个协会。

7月2日《警务日报》，误以为“树得里106-108号”是这个协会的地址，于是程子清也到树得里附近寻找“全国万众总会”的地址生命之行”。

因为听到附近有外国人说话，所以闯了进去。陈潭秋后来的回忆似乎也支持这个观点。他记得闯入者提到过他要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

总之，由于提前得到情报，所有租界都被暗中看守，尤其是法租界，开情报会的地方，进出的人都被严密监视。

在薛庚申看来，与其说他暂停了会议议程，倒不如说是程子青救了这些代表。因为程子青要是想拦住会场中的人，他们一个都逃不掉。

因为没有任何史料或其他人的口述可以与薛庚申的回忆相提并论，也没有人能够准确地了解程子青当时的心理，所以这一切我们暂时无从得知。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与成长壮大路上的血腥经历相比，“大一”会议进程的中断实在是小事一桩。程子晴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如果叶永烈在寻找历史底细的时候碰巧采访了薛庚申，这个“不速之客”的身份可能到现在都不会被揭穿。

但程子清确实不是“仇共”。正如薛更新所说，他们都是身陷三大势力夹缝之中的人。在法租界工作期间，程子清为进步人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比如，他曾经参加过宋庆龄领导的中国公民维权联盟；他释放了一些在他手下的中共党员；参与调查国民党特工刺杀杨杏佛等案。程子清与当时的地下抗日组织关系密切，还在军区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办事处任科员。

日本宪兵要他逼梅兰芳去日本演出时，他帮梅兰芳装病；1941年至1945年，他还与兄弟们多次会面，商讨如何掩盖地下活动和敷衍日军。抗战胜利后，曾协助逮捕地方汉奸。

他和宋庆龄的关系非常亲密。除了负责保护孙中山先生的安全外，他实际上还保护了宋庆龄。

当时国民党军方特务一直想监视宋庆龄，于是用“美人计”派特工爱上宋庆龄玲的保姆。程子青早早发现了特务的身份，通知了宋庆龄，让宋庆龄及时处理了问题。

程子清与国民党蒋介石派的关系也十分暧昧。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月十二”政变时，程子清也功不可没。

当时，蒋介石手下的两辆军用卡车被法租界巡逻室拦下。经过程子青的调解，两辆卡车和车上的看守才放了出来。

因为参与了这些进步的事情，程子清被国民党右翼暗杀。仅从1931年到1936年，他就收到了七封匿名警告信，两次都附有子弹。

他在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被人暗杀，所幸没有受伤。此后，他上下班都有法租界派出所的专人保护，直至抗战结束。

不过，程子青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他自称在法租界警署工作了35年。这也就意味着，1943年汪伪政府“收复”法租界后，他还在巡逻室工作，相当于为汪伪政府工作。

他的“监察司司长”一职，是打在汪伪政府名下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任职。

而且，也不是说他做了对中共有害的事情。1921年10月6日，《申报》报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时，有“通报程子清巡视员”的字样。

“报探”是“报问”的意思，这是程子青当时在巡查室的职务；“侦探知道”是说他打听到了先生的下落，至少，程子清跟陈独秀的抓捕有牵连。

新中国成立后，背景复杂的程子清遭到审查。他意识到自己的背景不安全，很可能会被审查，于是去找宋庆龄求助。

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交代，所以程子清虽然晚年丢了工作，但并没有被关进监狱。

1961年9月27日，程子晴在家中病逝，享年79岁。了解了他的经历后，他也能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小人，也不是一个忠心报国的人。

他是那个时代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挣扎求生的小人物的缩影：他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情感在正面战场上与敌人作战，也没有能力出卖国家为了个人的欲望。那个年代，像

这样的小人物还真不少。今天我们很难再见到如此矛盾的人，因为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我们不必面对远比自己国家强大的各种势力，也不必在国内“让步”。我们自己的领土。

这份幸运来自于那个时代所有“大人物”和“小人物”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