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看起来非常特别，“在她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当遇到更适合自己的，或者说更让自己动心的高加林，她果断地与张克南分手，这也激起了张克南母亲的愤怒，她为自己的儿子打抱不平，举报高加林在县城的通讯干事这份工作是通过走后门获得的。生活又再次给了高加林当头一棒，他丢失了这份工作，只能重返农村，并痛心地发现分手时万念俱灰的巧珍已经嫁给马栓。

女性角色在路遥的故事中是给予爱情的主体。巧珍与黄亚萍都不是畏畏缩缩的女性，她们更像是爱情里攻城略地的一方，留给高加林的只有犹豫。巧珍的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在玉米地里嘹亮地唱起：“上河里（哪个）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她身上凝聚了一个传统女性被认为应该具有的全部美德。王淑红说：“她没有读过什么书，生命的重心就是丈夫和娃娃，对于丈夫的崇拜和宠爱可以持续一生。她金子般的纯朴和深沉的情感也滋养着我们读者的心，因此我们一定盼望她能够得偿所愿，与心爱的人度过幸福的一生。”

关于路遥的“城乡交叉地带”，罗雅琳解释道：“在20世纪50—70年代，小说往往按照‘题材’来划分，如农村题材、工业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等。到了1980年代，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加，小说题材更加多元，不再能够用这些固定类型加以描述。路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现了‘城乡交叉地带’作为题材的特殊性。路遥最著名的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描写的是农民进城，早在此之前，路遥1980年发表的《青松与小红花》、1981年发表的《姐姐》写的是知青回城的故事，这都是发生在‘城乡交叉地带’的故事。这些作品不仅表现了城市与乡村的不同社会景观，更通过描写人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展现出80年代的人们对于拥抱城市所象征着的现代文明的强烈渴望。由于从乡村流动到城市的可能性在当时较为稀少，所以这类发生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传奇故事格外能够引发读者的共情。”

而关于《人生》中最有争议的“始乱终弃”的桥段，罗雅琳也谈道：“‘爱情’是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最集中、表达最强烈的主题。80年代的爱情观念以人格平等为基础，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人生》中高加林抛弃刘巧珍才不是一个‘陈世美’式的、贫寒才子‘发迹变态’的老套故事，而是因没有共同语言而无法产生‘爱情’的新故事。黄亚萍与高加林的关系展示出的是另一个问题：城乡差别也是人格平等的阻碍，在人格不平等的人之间也无法产生真正的‘爱情’。用一种明确的道德观念来看，高加林确实是负心汉，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人生》的故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人生》还是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学习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成为主流，路遥及其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被视为较为过时的文学，所以《平凡的世界》一开始在文学界的评价并不太高，第一部甚至被《当代》和作家出版社退稿，最后辗转发表在《花城》上。而且虽然《花城》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力荐《平凡的世界》，但反响并不好，以致《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无处发表，第三部也只能发表在山西刊物《黄河》上，直到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才一炮而红。广播和杂志的受众存在较大差别，广播是一种更深入广大农村地区的媒介。从这一比较中，我们也能看到《平凡的世界》在读者意识方面的特殊性。

这一情况其实在《人生》的改编电影中已见端倪，如1984年吴天明导演的《人生》中，吴天明在改编中仍旧专注温情脉脉的乡村风物，着力于展示乡村的“奇观”，罗雅琳认为：“吴天明导演曾经提出过要拍中国西部片，他也以西部片来定义电影《人生》，希望表现西北的独特风光、人民的豪放粗犷性格和传奇生活。所以在电影《人生》中，小说中高加林在乡村的‘卫生革命’和城市生活的内容几乎都被删去了。而关于巧珍的旧式婚礼，路遥认为是象征着旧势力的沉重力量，吴天明却认为这是他最满意的情节。吴天明导演的这种观念，和当时‘寻根文学’、文化反思的整体潮流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