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使在国内，人生教练也并非去年才出现的新鲜概念，中学与大专院校的“生涯指导”“择校指南”等，已经承担了相当程度人生教练的功能。并且，尽管各类机构不断强调自己与传统心理咨询的区别，但两者也存在着诸多交叉点。但之所以能够在去年得到关注，恐怕与特定的时代环境与社会背景不无关系：用网友的话说，人生教练实际是来治疗“精神内耗”的。而与之伴随着的，它不菲的价格也引起了不小争议——动辄一小时上千的咨询费用，让人直呼自己“不配精神内耗”。那么，人生教练到底管用吗，值不值得花如此大的价钱，让别人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呢？

另一篇悉尼大学的高被引论文则研究了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生教练（professional coach）与彼此督促的同龄伙伴，也就是“业余人生教练”（peer coach）之间的差别。经过对照研究，他们发现经过专业人生教练陪伴后，他们确实更能达到期许的目标，有着更大的进步，并且更加能了解与适应自己的生活环境。不过，在心理的幸福感提升方面，两个组别并没有明显差别。这也就是说，人生教练实际作为一种外部的理性力量介入自己的行动之中，使行为更能够得到预期反馈。但他无法介入到实际的心灵之中，促使心灵状态发生变化，抑或发展。可以说，人生教练目前被证实的，更多是可以督促人们行为更高效。

这里就不得不提及哲学中所谈的“行动悖论”，芬伯格在《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的第一章中，将此作为人类的本体缺陷。这种悖论来自与牛顿力学的对照。我们都知道，当物理层面人们进行一个行为并发出一个力后，会得到一个与之相反的作用力。这种因果反馈在日常生活中却失效了。在我们发出一个行动后，明明我们必将收获某种反馈，但这一反馈并不明显。于是我们会认为自己是自主的（autonomous），独立于所处的世界。尤其在当下，被称为“不确定的时代”中，人们更是抱有一种普遍的迷茫与焦虑情绪，与之前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努力必将有收获”的昂扬自信相比，“不知道明天与意外哪个先会到来”，或许才是面对未来的主流所感。

不过，“监督员”还不足以形容人生教练工作内容的全部，毕竟，人们能够采取行动的前提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偏偏，许多人迷茫之处就在于，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人生教练在发挥自己监视作用的同时，还要兼具心理咨询的作用，就好像他们宣称的，能够运用专业知识，答疑解惑，让人们找到自己的答案。问题是，这种外部的理性力量真的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吗？就好像有网友评论的，人生教练到底是帮我们解了惑，还是说，这只是我们花了高昂的费用，从而产生了“不愿意打水漂”的进步内驱力？换个角度而言，如果将自己完全的人生交付给一种外部的力量，我们似乎丧失了自己的能动性，所谓的“找到答案”，只是在某种戴着答疑面具下的被引导与被蒙骗。到底要不要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又凭什么会认为别人更能了解自己？

私人经验并不为他人所知，这是一个强烈的诱惑。如果说心理咨询只是在观察病人过去的生活轨迹，通过交流与观察找到导致心理症结的要点，以此解开心里的“疙瘩”，这尚且符合人们的预期。但是，从言谈中提取一个人的性格特质、才能潜力与未来目标，并以之制定符合本人的计划，这就显得有些难以理解，也因此很容易和一些“洗脑术”“成功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得知他人的私人经验并非不可能——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我们虽然无法知道一个人以怎样的方式感觉到痛（这是私人经验），但我们确实能知道别人“感到痛”（这是公共经验）。针对此设计了一个名为“箱子里的甲虫”的思想实验：

当然，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只是“经验”，而不是“规划”。了解他人的过往，以及从中形成的人格特质虽然可能，那么代替别人筹划未来，是否有合理性呢？答案也是有的，它来自于黑格尔。在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体系中，主体产生的一系列能动的行为，必须不仅包含主体“故意”为之，而且还要包含主体的“意图”，也就是对这一行为后果与意义的理解。然而，这一过程并非发生在行动之前，而是发生在行动之后。行动的意义永远是事后的追溯与指认，而不是对意义先前的筹划。比如我们常问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西方诞生了科技革命而中国没有？这一问题的陷阱就在于，实际是“西方先发生的科技革命而中国没发生”这件事发生后，我们才对这一事件的意义进行追问，而不是说，某种先天的历史进程决定了西方就会发生科技革命。

回溯性成为一件事意义的逻辑顺序。而这就必然导致一种行为的结果和意义具有了公共性。毕竟，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过去，也就实际将一件事放置在了社会关系之中，我们的所有行为一定包含着公共框架下的要求。因此，一个人一系列的行为模式与做事方式，能够被别人总结，并且以此为依据做出展望，也就在情理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规划”实际就是总结。之所以别人能够帮你引导未来，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强大的总结能力。

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是能动的、自由的，似乎就建立在我们对过往公共经验的熟悉程度上。能够在社会秩序的因果链中越如鱼得水，也就代表一个人越“随心所欲不逾矩”。而这也是人生教练发挥作用的机制，他们实际成为了社会公共经验的化身。但齐泽克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自由并不发生在对经验理解的层面，而在于选择层面。在《视差之见》中，他如此描述：

这也就是说，人的能动性并非体现在多么精确地总结过往的行为模式，而是体现在能够自由选择如何链接自己的行为与公共经验的方式上。那么，人生教练在这里就体现了自己的局限。作为公共经验的化身，代替你行使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将人生引入最符合社会规则与秩序的一条道路上，以此换得迷茫的消除与焦虑的缓解。但这也恰恰表明了，人生所蕴含的由自己决定的其他可能性，也便消除了。这也是人生教练区别于心理咨询的地方——他不仅指明了过往，还代替你选择了未来。

由此来看，人生教练在中国的出现，实际是时代背景下的心理与行动症候。一方面，我们身处极不确定的时代，面临自由主体的焦虑，不知道将自己的未来通向何方，于是需要一个替我们做选择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希望达到理想中的未来，但行动力上的不足，则又需要我们聘请一名监督员，为我们提供定心丸。到底要不要选择人生教练？好处当然是，在一个复杂的境遇中，他会给予你不可思议的心安；而代价则是，他让你失去了自由选择未来的机会。